<![CDATA[孔善广的博客]]>

<![CDATA[孔善广的博客]]> http://frank.kong.blog.163.com zh-CN Thu, 21 Aug 2008 18:26:16 +0800 Thu, 21 Aug 2008 18:26:16 +0800 http://blogs.law.harvard.edu/tech/rss 120 <![CDATA[孔善广的博客]]> http://ava.blog.163.com/photo/C3gIJLGp2YmR-LtyMPnFrw==/4838554849656560960.jpg http://frank.kong.blog.163.com <![CDATA[放松信贷应为货币政策下一步]]>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612105717865 放松信贷应为货币政策下一步
孔善广2008-07-08

为调整“经济过热”、回收“流动性”、抑制物价上涨，防范金融风险，2007年央行已经连续4次加息，累计发行超过2.5万亿元票据，财政部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购买约2000亿美元外汇，并在2007年连续十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后，再在2008年上半年连续四次上调，由9%上调到17.5%的历史高位。其紧缩政策力度不谓不大，但效果并不如意，操作空间也日益缩小，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损害也已经显现。

从去年开始，国内外一连串对企业不利因素同时集聚，油荒、电荒、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退税率下调、环保门槛抬高、美国次贷危机及世界经济放缓导致需求萎缩等等，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和出口型企业深受打击，长江、珠江三角企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发生后罕见地动用政府、国会、美联储等所能动用的一切力量，实施了减税、降息、直接提供贷款等所能采取的一切干预措施。相反，我国却连续实行紧缩政策，企业组织生产的资金越来越紧张，规模较小和抗风险能力较差的中小企业日益面临着融资难的窘迫局面，甚至我国全球最大缝纫机厂商飞跃也有面临“资金链断裂”、“申请破产”的传言。

中小企业和出口型企业包括纺织服装、玩具以及家具等企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容纳巨大的就业人员，这些产业的升级是一个自发的市场过程，也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过程，短期内一连串对企业不利政策和因素同时集聚，根本没有给这些产业升级的机会，就将造成大量的企业倒闭，不但恶化就业形势，还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损害，存在经济硬着陆的风险。

宏观控制另一个目的是抑制物价上涨过快，原来认为是由国内粮食食品和猪肉价格上涨引起的所谓“结构性上涨”，采取相关针对性措施和政策后发现效果不大，通涨依然继续，特别是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超历史新高，导致我国进口成本增高，推动国内物价上涨。因此，此轮通胀除了国内小范围因素外，最主要的是石油、矿产资源和粮食为背景的全球性输入型成本推动，即最终由原来的“结构性上涨”认识到现在的“输入性上涨”。对于中国已经极大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可贸易商品几乎全部由全球定价，可贸易商品国内价格必然随着国际价格上涨而上涨（但我们一直来的政策却相向而行，即几乎只是对可贸易商品实行补贴，那么商品出口实际上就是长期以低廉的产品去补贴全球的物价，反而不可贸易商品如房地产和劳动力没有或缺少补贴而不断上涨，让普通国民承受更大的通涨压力），因此采取紧缩信贷和实行价格补贴政策根本于事无补，仅靠我国自身绝对是无能为力扭转持续通胀这个局面。

既然全球性输入型通胀我国自身无能为力，通胀仍将继续，那么提高劳动者收入成为减轻通胀压力的关键。但短期内一连串对企业不利政策和因素同时集聚，造成大量企业的停产、半停产甚至倒闭，显然不利于劳动者收入的提高。而且信贷紧缩也意味着投资的减少，没有充足的资本来追逐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也就不利于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延迟“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直接影响到国民的整体福利。

利率、汇率、准备金率三方面的调整已经与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状况充满矛盾，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全球性输入型通胀下，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日益缩小，目前一刀切的紧缩信贷政策既损害自身经济持续增长，也不能有效抑制“输入性通涨”。因此，“攘外”不如“安内”，应适当放松信贷的政策，保持自身经济持续增长更为有利。
]]>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612105717865 7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612105717865 Sat, 12 Jul 2008 22:57:17 +0800 2008-07-12T22:59:24+08:00 <![CDATA[我发现太太更可爱——写于全国哀悼日]]>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419113928453 我发现太太更可爱——写于全国哀悼日

    这是我在512后的第一篇博文。我未想出标题，就从我家里说起吧。

    5月12日中午，在网上第一时间得知汶川大地震的消息。连续几天，每天不少于两小时在网上查看最新的情况，看到同胞、特别是小孩的惨状，我多次流泪；看到温老爷子和军人及救援人员的工作，我又再流泪。并叫儿子和女儿一起看网上的各种图片，告诉他们：爸爸流泪了......

    几天来，文章一篇也没有写，已经将要完成的论文也没有心情修改，博客更没有更新。面对如此天灾和人们承受的惨痛，我感觉到很无奈，我无能为力，因为我并不能减轻他们的痛苦，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

    太太一直在念佛，她也知道灾情，她也许会知道我流过眼泪，她曾站在我背后看我在不断找网上的灾情消息、图片、视频，她听到我喃喃地说：唉——很惨，应该捐点款。

    可是，我没有立即行动，三天过去了一直只是在查看最新消息，我觉得心里有一块石头压着，我在责骂自己为什么还不行动呢？不能只沉迷于伤心与激动之中，应该有所表示。

    那天晚上吃完晚饭，我问起儿子学校是否有组织捐款，儿子回答说他已经通过手机发送短信捐了。我说明天我就去。女儿还在读小学，她说捐20元，要问我们拿钱。

    我又问太太捐了没有，她微笑着说已经捐了。我问捐了多少，她叫我去猜。

    “200”？她摇头。
    “300”？她还在摇头。
    我问究竟是多少？她举了起手掌：“差不多这个数”。
    “500”？她仍然在摇头。

    接着她进房间拿出了汇款单，我一看，是4500元！

    我真没有想到，她居然捐那么多！超出我的想象！要知道从去年开始我已经将并不多的所有投资撤了，也将一套房子卖了，全部用于投资兴建外工宿舍上，按照预算还缺几十万，需要借款才能完成，但几十万借款到现在还未借到，而且这几年我根本没有钱拿回家作家庭开支，我及家里都在节省着过日子，一直没有工作的全职家庭主妇竟如此有善心。

    看着汇款单，我马上觉得自己很坦然，压在我心里几天的石头放下了，我未去做的事她帮我去做了，我更觉得我太太更可爱.....

    今天晚上，太太说她们在全国哀悼日的几天不去跳健身舞了，还约好几个信佛的”师奶“连续几天在晚上九点念两小时的佛经。

    灾难发生和救灾过程，面对灾难显现出那么多的人性的光辉，灾民、官员、老板、学生、家庭主妇，甚至是乞丐、甚至是黑道中人，人性始终不会泯灭。

    更重要的是，那么多学校、那么多孩子永远离开亲人、离开我们而去......还有......

    ——为什么？......

    我想灾后我要去反思，这些我应该去做.....

    孔善广
    2008-05-19

]]>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419113928453 11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419113928453 Mon, 19 May 2008 23:39:28 +0800 2008-05-20T00:23:27+08:00 <![CDATA[必须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3309344769 必须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
孔善广/文 2008-04-26

    进入2007年，国内物价在粮食食品价格上涨造成所谓的“结构性通货膨胀”，虽然今年国家已经两次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但农资价格也一样在上涨，而且，随着工资的上涨，农民出外“打工”的收入比在家种粮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民在家耕种意愿将继续降低，耕地抛荒现象仍然严重。在国际粮食价格不断大幅度提高的形势下，国内粮食价格如继续调控而不能上涨，长远来看对我国更为不利，必须适当提高国内粮食价格。

    第一，目前的粮食价格只是恢复性上涨。其实，早在1995年，中晚籼米（中等）市场价已经是2678元/吨，到2000年下降到1676元/吨，之后才陆续上涨，到2005年上升为2639元/吨，2006年又降为2615元/吨。小麦同样情形，中等小麦市场价1995年为1685元/吨，2000年降到 998元/吨，到2005年上升为1462元/吨，2006年降为1419元/吨，同样比2005年低。玉米和大豆的价格同样如此变化（上面数据根据农业部160个物价信息网点县平均价，数据来源：《2007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也就是说，2006年（甚至到现在）的主要粮食大米和小麦价格仍然低于 1995年的水平，所以说其价格是恢复性上涨。

    其实，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578元，2006年增长到358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95年是4283元，2006年是11760元，几乎增加了200%。人均收入对比大幅度增长，粮食价格恢复到原来水平，这显然是正常的，也是可以接受的。

    3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决定从新粮上市起，再次提高今年生产的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每50公斤早籼稻（三等）、中晚籼稻、粳稻最低收购价格分别提高到77元、79元、82元，2007年均提高了7元，白小麦、红小麦、混合麦每50公斤最低收购价格分别提高到77元、72元、72元，比2007年分别提高了5元、3元、3元，也就是比去年每公斤0.04-0.14元而已。今年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格还比1995年的市场价格低约200元/吨，这样的价格在农资价格大幅上涨下是很难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第二是我们的政策一直充满“辩证”关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说，我们“既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又要下大力气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又说“粮价适度上涨对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有促进作用。但必须看到，粮食是生活必需品，粮价一头连着农民，一头连着市民，粮价的涨跌应该调控在合理的范围内。粮价一价带百价。如果粮价上涨过快过多，就可能带动整个物价的上涨，甚至引发通货膨胀，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

    为了保证粮食播种面积来“确保粮食安全”，在农民生产粮食获得收入已经非常低甚至亏本而将耕地抛荒另某出路下，以往有些地方法规曾规定，“造成承包耕地抛荒的，应依‘法’缴纳荒芜费…”，其目的还是要农民继续耕种来维持粮食安全。但农民在保障“粮食安全”的付出、承担“粮食安全”的压力谁作补偿？虽然现在免农业税和实行粮食“直补”，但平均每亩30元左右根本抵不上农资的涨价，而粮价却就一直被“应该”调控在“合理”的范围内，那么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全局和确保粮食安全的压力实际上是由农民特别是产粮区农民来承担。

   目前，全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中，第一产业（农牧业）收入只占不到40%，仅靠粮食种植收入难以维持温饱的生活水平，更难以承受下一代的教育负担等开支。国内过低的粮食价格，造成粮食种植比较效益低、农民种粮意愿跌至最低点，“谷贱伤农”导致“弃耕从工”，形成目前农村的“四化”现象，即“耕种生产业余化、劳动人口老龄化、居住社区空心化、土地耕地荒芜化”。大量的耕地抛荒，我国“粮食安全”正受严重挑战，如继续维持目前过低的粮食价格将使情况更加严峻。

    第三是目前国内外粮食价格出现巨大逆转。以往我国国内相同品质的小麦和大米价格高于国际价，进入2007年，全球农产品价格大幅飙升，使中国的粮食价格变成全世界最低的国家，国际市场小麦大米的价格是中国的2到3倍，出现严重的“价格倒挂”现象。4月上旬，全球第一大大米出口国——泰国B级大米报价达到每吨780—800美元，创20多年来新高，而3月份的报价还是500多美元一吨。到现在最新的国际米价首次突破了1000美元/吨。

    我国已经是粮食净进口国，今后国内粮食供应缺口（包括大豆）每年将达1000亿斤，如国内粮食价格不上涨，不但农民不能得到利益，反而由此造成农民种粮积极性低下、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出现国内供应大量不足，到时候就必须以高于国内两倍价格来进口国外的粮食，而且目前在各国限制出口的情况下粮食进口也存在困难，进口代价更高。

    第四是“补贴”给农民还是送钱给国外划算。假如按目前状况我国国内粮食供应缺口继续扩大，每年进口粮食所花资金比国内平均最低收购价收购粮食多花1000亿元，为什么就不采取将这1000亿元用来提高收购价格“补贴”给农民呢？我们是将这1000亿元白白送给国外来进口粮食，还是“补贴”1000亿元给国内农民让农民得益，提高国内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国内粮食供应保障率呢？答案是十分明显的。

    需要说明的是，多花1000亿元“补贴”给农民与多花1000亿元进口弥补国内供应缺口，国家或粮食消费者整体上所承受的代价是一样的。

    另外，虽然中国取消了13%的出口退税并征收5%的出口税，但国内外两倍的价格差仍然有巨大的诱惑，将会导致粮食“走私”到境外、或有合法进出口权的国有公司以通过出口再进口来调整国内所需的粮食品种结构的名义加大出口量牟取暴利的行为发生，人为制造更大的国内粮食供应缺口。如继去年大米出口增加了7%后，今年第一季攀升了 39%，其中3月出口了25.54万吨。中国独家粮食进出口贸易巨头中粮集团大米部总经理杨红22日表示，中国今年仍将继续出口大米。虽然可以通过出口再进口来调整国内所需的粮食品种结构，但毕竟其巨大的价差金额并不能落在种粮农民手中，反而有损害种粮农民利益补贴给国有公司的嫌疑。

    因此，国内粮食价格必须上涨！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必须继续大幅度提高，才能让农民种植粮食有利可图，提高其种粮积极性，避免耕地继续大面积抛荒，才能保障粮食的国内供应，避免粮食国内供应出现更巨大的缺口，需要花更高的价钱进口粮食，这既对粮食生产者有利，也不会损害粮食消费者利益。

附图表：
国内主要粮食市场价格变动(单位：元/吨)
------------------------------------------
年份|中晚籼米|小麦|黄玉米|黄大豆
1995| 2678   |1685| 1577 |2660
1996| 2678   |1735| 1482 |3208
1997| 2147   |1455| 1151 |3414
1998| 2126   |1328| 1269 |3074
1999| 2023   |1225| 1093 |2598
2000| 1676   |998 | 888 |2485
2001| 1730   |1040| 1060 |2406
2002| 1746   |1048| 1033 |2418
2003| 1826   |1088| 1088 |2858
2004| 2604   |1451| 1288 |3683
2005| 2639   |1462| 1229 |3359
2006| 2615   |1419| 1277 |3286
------------------------------------------

资料来源：根据农业部《2007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的数据整理

]]>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3309344769 95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3309344769 Wed, 30 Apr 2008 21:34:47 +0800 2008-04-30T21:34:47+08:00 <![CDATA[“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增收的理性行为与相关制度缺陷]]>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3119203562 “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增收的理性行为与相关制度缺陷*
——以上海市为例

作者：孔善广
本文发表在《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5期，人大书报资料中心《财政与税务》全文转载

    摘要：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日益凸显，必然形成其在既定约束激励机制条件下，迫于财政压力、辖区间竞争和政绩显示的压力下，追求GDP增长来达到增加财政收入以完成“事权”。而现行关于土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为地方政府以土地生财大开方便之门，形成所谓的“土地财政”；并有可能并利用垄断的土地资源和掌握的其它资源参与房地产开发获取双重利益。现行制度下地方政府这一理性行为是造成今天房地产价格高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市场失灵”，必须从根本上改革相关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关键词：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房地产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07）05-0018-08

    进入21世纪，我国的房地产高速发展，但价格也不断高涨，不仅使居民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也对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造成较大影响。因此，中央政府不断出台有关宏观调控措施稳定房价，但依然未能制止其上涨趋势。对于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原因已有众多分析，本文从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及有关制度设计方面的约束激励机制变化，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进行分析，并说明这是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无论是集权或分权性质的国家，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均存在。1949年建立新政权后，我国逐渐建立起高度集中的一元化政治体制及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1978年的改革开放后，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对地方的放权让利，而放权让利的实质是中央在承认地方作为一级利益主体的合法地位的同时，把一定范围的权利让渡给地方。从1985年到1994年，经历了“财政包干”和分税制改革，基本上划分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强化各级预算约束”。[1]

    实施之后的当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状况就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中央的财政收入占总收入达到55.7%，比1978年增加40个百分点，但中央财政支出只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和以往对比变化不大，仅为30.3%。再之后的1995年到2004年连续十年的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但财政支出平均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29.8%。而这十年来，地方的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平均为48%，但财政支出却占国家财政总支出平均为70.2%。整个数字前后变化对比呈反向剪刀状（图1、图2）。[2]

图1：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比例

图2：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2005》363、365页，并根据数据资料制作

    在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不断减少的同时，其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却不断加大，到2004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45.1%，但财政支出却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72.3%。中央也不断有具体的规划和指标下达（如教育达标等），到省一级再层层向下分解，而且通常是向下各级政府掌握的财源越少，负担也就越重，形成各级地方政府间事权层层下放，而财权却层层上收。

    “由于受地方经济发展制约的影响严重滞后，有些地方政府税源枯竭，致使地方政府尤其最基层的县、乡政府缺乏必要的财力支撑，无法正常履行其职能，无力为民众提供最低水平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更不要说在全国实现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均等化的目标”[3]。因此，从财政包干体制向分税制实施后，地方政府履行基本职能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必然千方百计增加财源。

二、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理性行为

    （一）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途径

    实施分税制后，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包括：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增值税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资源税按不同的资源品种划分，大部分资源税作为地方收入，海洋石油资源税作为中央收入。证券交易税，中央与地方各分享50%。地方固定收入包括：营业税（不含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不含上述地方银行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地方企业上交利润，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不含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部分），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屠宰税，农牧业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的农业税（简称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遗产和赠予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4]后来增长较快的所得税也改为共享税。

    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划分后，地方政府扩大财源途径之一是增值税25%分享部分，以及完全由中央政府承担的出口退税（2004年起略有变动），[5]必然激发地方政府加大招商引资（特别是外资以此加大出口额取得中央的出口退税）、加大投资上项目以加速经济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冲动。途径之二是扩大地方可独享的收入来源，如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这些大部分与土地有关，导致在连续的工业化城市化、“经营城市”的口号下，大量征用集体土地和进行旧城改造拆迁，不断扩张城市规模，发展城市建筑业和房地产业，逐步形成以土地增收的思路。

    根据中国土地政策改革课题组的调查研究结果，城市扩张带来的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发展,近年来已成为地方财政预算内的支柱性收入。在东部一些发达县、市，由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创造的税收，是地方税收中增幅最大的两大产业，增幅高达50%至100%。这两项税收占到地方税收的37%以上。西部地区政府也选择了城市扩张，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中开辟税源，增加政府收入。2003年，西安市某区地方税收贡献最大的分别为：建筑业61%、房地产业11%、交通运输业7%。2003年建筑业创造的税收将近1999年基数的6倍，房地产业创造的税收更是1999年的20倍。[6]

    平新乔教授的研究结果（估算）认为，2004年中国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为30367.17亿元，其中土地财政收入就达6150.55亿元，加上预算外收入的4323.25亿元，则有10473.80亿元，并没有纳入预算管理，占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的34.5%。[7]这只是土地的财政收入，还不包括政府介入房产业的收入。

    （二）“土地财政”——以上海市为例

    1．相关规则及其隐患

宪法明确规定城市土地是国有的，可以无偿划拨或有偿使用的。在1990年代前，国有土地基本是无偿划拨使用，直至1995年房地产法出台，规定土地具备条件的必须采用招标或拍卖供给，但一直没有实行或少数实行。

    2002年7月1起施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11号，简称11号令）规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以防止土地交易中的腐败。依然存在严重问题，“给了地方政府明确的授权，土地供给制度的所有权利集中于土地管理部门，使土地管理部门是规则的制定者、游戏规则的监管者、规则的处罚者、规则的裁定者、又是规则的执行者与被管理者，既是市场的建立者、管理者，又是市场的运行与经营主体”。[8]

    如2003年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重大课题《上海土地储备发展研究》，[9]课题组长是上海地产集团董事长，文中共七章节一万六千多字的课题报告，提出本市建立土地储备制度的基本原则：第一、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当前尤其需要加强政府主导力度；第二、市区联手、分权分责。市、区两级土地储备机构，以及特定土地储备机构，要合理分工，团结协作，实现多赢；第三、法治规范、公正透明。组织结构可分两层次，土地储备委员会是决策机构，土地储备实施主体是政府授权的土地专营机构。

    课题认为对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行为其本质上是经营土地的活动，关键是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进行交易，储备土地出让可由土地专营机构充当国有土地所有权的代表来进行，有利于更好地掌握出让时机、规避风险和取得合适的出让价格。

    储备地块出让所得的价款中，属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部分，由受让人支付给土地管理部门；属于土地前期开发费用的部分，由受让人支付给土地储备机构，并在扣除土地储备的成本开支和管理费后，纳入土地储备专项资金。土地储备专项资金的设立、使用和管理办法，由市财政局会同市房地资源局另行规定。

    《上海市土地储备办法实施细则》规定，“本市新增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供应，原则上应当从储备土地中选择”。市土地储备中心和区县土地储备机构联合储备土地的，除市政府另有规定外，按照规定确定投资比例。[10]

    政府垄断土地的一级市场，而且“新增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供应，原则上应当从储备土地中选择”。最重要的是，政府投入了征地补偿、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和必要的基础性建设支出后，并不一定有利可图，但由于土地储备专营机构能够“更好地掌握出让时机”和“取得合适的出让价格”，即可以控制土地供应量，人为造土地成供不应求，并随时可以抬高土地出让价格而稳赚不赔。

2．政府与开发商双面角色

目前在上海房地产前50强中，有60%与“国资”有渊源，而前10强中就有7家。[11]而50强名单背后的隐形冠军——上海地产集团，成立于2002年2月份，注册资本42亿。网站上简介表明：该集团注册资金42亿元，其中国资授权经营37亿元，国资经营出资4亿元，则国有资金共占97.6%，拥有包括上房集团、中星、中华企业、金丰投资等在内的全资、控股或参股的十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

    上海地产集团-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的网站上看到的简介如是说：“上海地产集团与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两块牌子、两个独立法人、一套班子管理运作。市土地储备中心是市政府设立的土地储备机构，地产集团是市政府土地储备运作载体。实际工作中，土地储备中心专门从事土地收购储备和滩涂资源投资管理，土地的市场运作和承担投融资功能通过地产集团进行。储备地块在进行必要的基础性建设后，按照土地供应计划交付公开出让。” [12]

    网上简介其标明的第一条主要任务是：“建立政府主导型土地储备供应机制，增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改进土地供应方式，保证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通过市场运作机制，进行土地开发，实现土地增值，确保土地出让中的政府收益。”

    “上海目前不少区县也无师自通，纷纷成立类似于地产集团的土地储备公司，这些公司与区县所属的红顶开发商也同样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股权和担保关系”。这些国有独资或控股参股的公司成为披着市场化“外衣”、却有着深厚的政府背景和丰富的政府资源的“新红顶商人”。[13]

    “两块牌子、两个独立法人、一套班子管理”，政府土地储备中心与房地产开发企业一体化，那么，则并非仅仅是“通过市场运作机制，进行土地开发，实现土地增值，确保土地出让中的政府收益”了，而是既控制着土地一级市场来源，可以通过“掌握出让时机”和“取得合适的出让价格”获取土地收益，又直接参与房产开发销售获利，具有双面角色，即取双重收益。

    上海市一些区政府不但以各级土地中心为依托，全面介入土地一级市场，大量“卖地”获取巨额土地出让收入，还争相成立并大力扶植由政府全资所有或控股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这些公司从各区政府的土地中心手中，以低廉价格获取大量优质地块，并全面包揽从土地开发到住房动拆迁、从房产开发到销售的一系列产业环节，左右逢源，获取了巨额垄断利润。[14]

3．理性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

上海市土地出让金管理办法规定：全市范围内所有出让土地均以其出让土地使用权收入总额（含各种出让形式的收入）的30%为土地出让金收入，70%为前期开发成本。在30%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中，5%作为中央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上缴中央，2%作为业务费留市房地局，剩余部分在市区两级政府按五五分成。因此课题组建议：在出让土地使用权收入总额中，将70%的前期开发成本返还给土地储备机构，作为土地储备的整理、开发、储存资金（表1）。

表1：出让土地使用权收入分配明细表

资料来源：《上海土地储备发展研究》

    但出让土地使用权收入总额的70%并非全部是前期开发成本，假如每亩出让土地使用权收入100万元，前期开发成本可能为70万；但现在每亩出让土地使用权收入变为500万，而前期开发成本一样，土地储备机构就得350万，纯收益就是280万。

    上海地产集团公布的资料显示，该集团2003年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103.5%，2004年为104%，2005预计为104.5%。每年有超过100%资产增值，真正令人咋舌，其收益之大可见一斑。

    由于“新增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供应，原则上应当从储备土地中选择”，作为政府的土地储备中心，其几乎是新增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供应者，在“两个独立法人、一套班子管理运作”下，其国有全资、控股或参股房地产开发企业优先取得开发土地完全有可能的。

    然而，在现行制度下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简单说明分析如下：土地储备中心对土地整理、开发、储备环节要完成的目标是将“生地”变“熟地”，需要投入资金，但却可以将储备土地人为地高价转让给其国有全资、控股房地产开发企业，虽然这些房地产开发企业因土地成本增大而利润就被压缩（上交税收就减少），但表面上还是用国家的钱买国家的地，“左袋转右袋”。这样，政府部门所得的土地收益就成为地方政府的预算外财政收入。

    如假设正常出让土地使用权收入总额为50亿，前期真正的开发成本35亿，而房地产企业投入开发销售后利润为51亿；地方政府人为抬高“地价”后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总额100亿，房地产企业利润就变为1亿（这里还是假设房价仍然不变的前提下）。那么，包括企业所得税在内的地方财政收入就由30.08亿变为60.33亿，增加了30.25亿（表2）。而地方土地出让收益不属于预算内财政收入，那么预算外财政收入增加了46.75亿，成为游离于财政收支监管体系内外的地方收入。

表2：假设地方政府人为抬高土地出让价格前后收入对比（亿元）

如上海市社科院房地产业研究中心的调研报的数据表明，在“十五”时期，上海市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绝对值)23.56%。2005年地方财政收入达到1434亿元，据初步计算，房地产业所产生的税、费和土地出让金相当于同期上海地方财政收入的35%左右。[15]

事实上，我国的房地产价格踏入21世纪开始大幅度上涨，而且，土地价格上涨的幅度比商品房价格上涨幅度还要大（表3）。不断人为抬高土地价格，土地成本的上升必然导致房产价格的不断上涨。

表3：房地产价格指数（上年=1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2006）

三、现有制度设计的缺陷

    分税制后的财政分权能鼓励政府间的竞争，提高经济效率，充分利用当地优势提高和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并有利于税收征管和地方公共服务方面的实验和创新，仍然存在众多缺陷。

    1、财政转移支付缺乏法律制度的约束。但由于目前的财政体制下只是初步理顺了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并没有一部《转移支付法》的法律来明确规定对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转移支付的法律制度约束财政转移支付行为，不能对支出责任、转移支付规模、结算办法等以法的形式加以规定。“上级政府必然首先考虑本级政府的财政利益，往往会利用其所拥有的体制决策权制定出按行政隶属或行业进行分税的财力分配模式以便自己能够占有大税种和大税源，同时也不愿意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向下级政府让渡自己的财力”。[16]

    以乡镇政府为例，其直接服务于乡村并依法对乡村直接实施管制的一级政权组织，服务和管理着最大比例的人口，直接面对和承担的经济管理事权和社会管理事权十分繁杂，却不能拥有与之相适应的财权，是形成目前乡镇政府负债总额在2200多亿元的主要原因，直接导致对公共产品供应不足或无力供应，出现基层政府的连年赤字和大面积拖欠工资的严重问题，甚至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各部门巧立名目乱收费、乱集资和乱摊派来“创收”，加重农民的负担。

    另外，没有法律约束财政转移支付造成转移支付资金人为操作因素较大，一般转移支付（无条件拨款）和专项转移支付（有条件拨款）资金就成为“稀缺资源”，成为各地垂涎的蛋糕，争先恐后“创造条件”来“跑部钱进”。由于必须“跑”才能“钱进”，在“跑”的过程中形成众多的腐败现象发生和资源的损失。

    2、法律法规及制度的缺陷和缺乏严肃性。虽然《预算法》对财政预算、收入、上缴与支出（拨付）有规定，[17]但违反该法的“法律责任”条款却不是追究法律责任，只是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由上级机关给予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18]失去了法律的严肃性，使违反该法律的政府部门和官员从中可以逃避法律责任的追究，从法律上不能制止屡查屡犯现象的发生，造成各级转移资金监督缺失，效率低下、腐败滋生。如审计署在2005年对20个省（区、市）地方预算进行抽查，中央预算编入地方预算有3444亿元，约占中央实际转移支付7733亿元的44%，有一半以上没有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完全脱离了人大的监督，有的甚至脱离了政府的监督。[19]

    对于土地出让金等属于地方政府预算外的收入及其支出，一直游离于监管体系外而非处于“阳光”之下，成为地方政府的“小金库”，地方政府也因此不会主动披露相关信息，造成了房地产统计数据的失真，导致中央调控政策的失效。

    3、土地及管理制度的缺陷。根据法律法规及政策所设计的“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20]地方政府就可以按“土地的城市建设用途的市值”把征得的土地批租出去，获得的收益就归政府等“征地、补偿、批租”制度，更为地方在法理上大开方便之门。土地耕地违法圈占现象不断出现，可用土地耕地急剧减少，与土地房产相关的地方财政收入不断大增。

    政府部门既掌握着城市建设的规划，也是对按规划实施的开发商的监督者，同时，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既是土地的供给者又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规则的执行主体，又可以自己供应土地给自己进行商品房开发，既控制着土地一级市场来源获取收益之后，又再直接参与房产开发销售获利，并没有承担作为政府提供公共福利的非市场化的住房保障的职责。

    4、政绩考核与社会利益目标激励难完全相容。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除了财政体制要能使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相适应外，还要有助于给各级政府提供工作激励和行为约束，使政府的自利性行为目标能充分体现社会利益目标。“财政体制的设计必须尽可能满足激励相容性原则的要求，即各级政府自利地追求个人利益目标或本级政府利益目标的同时恰好最大限度地履行政府理应承担的职能”。[21]例如占地方财政收入一定比例的增值税在流通环节征收，但经济增长、增值税增多并不意味着当地居民的收入及福利提高，必须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税，因为当地居民的收入越高意味着最终消费就越多，地方财政中的消费税收入就越大，必然在行政过程中保证居民的收入。另外，目前地方政府相当部分的政绩指标难以量化，没有一种自下而上的考核机制，升迁决定权主要来自上级而并不在民，失去最重要的约束机制。

四、结束语

    分税制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与分税制前对比变化呈“反向剪刀状”，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逐渐减少，财力上移，但其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比例不断增大，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地方政府必然转向另一种的约束激励机制扩大财源，即在分税制后财政收入急剧减少的状况下要完成和凸显政绩考核指标，必然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追求GDP的增长增加财政收入，并在现有法律法规及政策下在土地和城市建设中获取“土地财政”，根本原因是现有财税体制所导致的问题及相关制度存在缺陷。[22]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放松对非国有部门、特别是私人部门的管制和分权放权这种模式。然而，从计划经济时期中央的高度集权转向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向地方分权，只是将中央的部分权力让渡给地方，由高度集权向分散集权即向地方集权转化，只是改变部分集权的模式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集权的实质。而且政府官员向上升迁的决定权在上而不在下，地方追求的是向上凸显政绩而非全部是为辖区的公共产品。另外，地方政府在土地、资金（金融）等市场要素上仍然维持高度的垄断，地方政府通过分权获得较大资源配置权，可以通过行政权力对有直接收益权的土地（如土地出让金及土地、房产的税收收入）、和有另外直接领导权（如银行地方分行党委受当地党委领导）的金融来为当地和个人利益服务。

　　也无庸讳言，市场化改革至今，我国仍然存在着“体制双轨制”现象，无论国有与非国有经济主体甚至是政府本身，可以通过“计划”取得权力资源和财政资源，而另一方面又可以作“市场”取向民众出售和收费，扮演着“双面人”角色获取双面利益，使政府职能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导致公共服务如提供居民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的社会保障的缺失。

    在这里以上海的红顶开发商为例，并非是上海所独有。目前房地产价格高涨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严重影响，也并非单独在上海出现。但现有的制度必然导致地方政府和官员在房地产“市场”上存在大量的“公共腐败”[23]和个人腐败现象发生。

    因此，问题的根源是现有约束与激励体制的结果，根本在于改革不合理的体制，因为只有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没有不合理的个人（政府）行为和个人（政府）选择。必须改革现有的财税体制和政绩考核等相关制度，政府退出对市场要素的垄断和参与市场经营获利，放弃众多的管制并对其监督，使政府向公共服务职能转变，并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不能让政府行为的“人为失灵”制造更多的“市场失灵”。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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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孔善广，广曜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佛山 528234、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1]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务院（93）国发第085号, 颁布日期：1993.12.15 实施日期：1994.01.01。

[2]孔善广：《地方政府为何变坏？》，《新青年.权衡》，2006年第9期。

[3]刘玲玲：《分税制对地方政府的影响》，《新青年·权衡》，2006年第1期。

[4]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 国务院（93）国发第085号, 颁布日期:1993.12.15 实施日期:1994.01.01.

[5]1985—1987年，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1988—1991年，出口退税全部由中央负担。1991年，中央外贸企业的出口退税由中央负担；地方外贸企业的出口退税中央负担90%，地方负担10%。1992—1993年，中央外贸企业的出口退税由中央负担；地方外贸企业的出口退税中央负担80%，地方负担20%。1994年其在中央财政负担较重的情况下，国务院决定从2004年1月1日起，出口退税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按照75%:25%的比例承担。2005年8月1日，国务院宣布调整现行出口退税政策，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把中央和地方出口退税分担比例改为92.5%:7.5%。

[6]蒋省三、刘守英：《土地解密》，《财经》，2006年第4期。

[7]平新乔：《中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膨胀趋势》，《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年第1期。

[8]《任志强“炮轰”11号令：政府犯错开发商吃药》，搜房网：http://www.soufun.com，2004-08-13。

[9]参见上海土地储备发展研究课题组：《上海土地储备发展研究》，http://www.shdcjt.com/about/about_zlyj_00.asp。

[10]参见上海市政府颁发的《上海市土地储备办法实施细则》，沪府发(2004)41号。

[11]范利祥：《上海地产50强：60%“国资”渊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06-10-31。

[12]参见上海市地产集团-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网站公布的资料：http://www.shdcjt.com/。

[13]范利祥：《上海地产50强：60%“国资”渊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06-10-31。

[14]袁梅、张翔：《上海土地囤积之谜：供需争利囤积开发收益》，《财经》杂志2005年第4期。

[15]范利祥：《关键报告：上海商品房将大量过剩》，《21世纪经济报道》，2007-03-20。

[16]王小龙：《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一种财政视角的分析》，《新华文摘》，2004年17期。

[17]《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1994年3月2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5年1月1日施行）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及时、足额地拨付预算支出资金，加强对预算支出的管理和监督。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支出必须按照预算执行”。“预算收入征收部门，预算收入上缴任务的部门和单位不得截留、占用、挪用或者拖欠”。

[18]《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同上）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规定：“各级政府未经依法批准擅自变更预算，使经批准的收支平衡的预算的总支出超过总收入，或者使经批准的预算中举借债务的数额增加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动用国库库款或者擅自以其他方式支配已入国库的库款的，由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退还或者追回国库库款，并由上级机关给予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隐瞒预算收入或者将不应当在预算内支出的款项转为预算内支出的，由上一级政府或者本级政府财政部门责令纠正，并由上级机关给予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19]李健：《中央的钱流到村里渠道长“渗水”多》、《为什么审计问题屡查屡犯》，《中国青年报》，2006-06-04。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五条：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用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

[21]王小龙：《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一种财政视角的分析》，《新华文摘》，2004年17期。

[22]孔善广：《分税制后地方政府财事权非对称性及约束激励机制变化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年第1期。

[23]公共腐败是指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部门发生的腐败。笔者所指的是地方政府为追求本级利益而对抗中央政策和损害当地长远利益甚至国家整体利益的集体性有害行为。

]]>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3119203562 7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3119203562 Fri, 11 Apr 2008 21:20:03 +0800 2008-04-11T21:46:20+08:00 <![CDATA[“工资倍增计划”能否计划？]]>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328485338 “工资倍增计划”能否计划？
文/孔善广

中国的语言的确非常丰富、传神，如成语“望梅止渴”、“画饼充饥”，里面不但包含有历史的故事，而且两个成语对仗工整。

不谈历史典故，说说现在发生的事。有一老板对员工说：“以往大家的工资不高，今年每月给你们增加400元工资，到第五年所有的员工的平均年薪将会是70000元，要比2000年翻两番！”——对于这个消息，员工当然十分高兴，充分调动起了员工的积极性。老板的话大家会相信吗？，我说还要看实际结果，因为要看企业今后的生存、发展和赢利前景，如果企业今后的生存、发展和赢利没有问题，我还相信老板会履行诺言的，毕竟钱是老板的，而且企业赚钱后提高员工薪酬是正道，也不能说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老板”——政府同样说：将全面实施“工资倍增计划”，“从2008年起力争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每年递增12%以上”。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崔仁泉26日表示，广州将着力建立健全劳动报酬的公平合理分配制度，全面实施“工资倍增计划”，从2008年起力争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每年递增12%以上，到2012年左右，实现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我查了一下广州市职工年平均工资资料，果然！2000年是约19000元，2006年是36000多元，比2000年翻了一翻；2007年是40000多元，比2006年增加了12%，如果按此速度，2012年比2000年翻了两翻就不成问题。也就是年薪将会是70000元了）。

但是，我们应该要弄明白：第一，过去了的数字，并非是政府“计划”出来的，就算是今后，政府就可以计划出来吗？第二，目前存在数量庞大的外资和私营企业，比国有单位的就业人数更加庞大，难道政府有权通过行政权力强制执行给职工每年提高12%工资的政策吗？这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呢？第三，如果不能通过行政权力强制要求外资和私营企业执行，政府唯一“有权”的就是提高国有单位（包括国有企业、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和政府公务人员）的工资，那么，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政府公务人员工资和其他人员工资差别很大的现状下，岂不是继续加大了收入差距距离？这样的“工资倍增计划”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于吸纳大量劳动力的众多中小企业因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及其它费用的不断上涨（外向型企业还要承受本币升值、出口退税调整和国外经济持续放缓等压力）正面临生存问题，政府对此根本难以用指令性计划思维推动工资的“倍增”。

其实，所谓的“工资倍增计划”是基于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不断下降，是有其一定意义，也可能是参照于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但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明确指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必须致力于纠正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的生活上的收入上的差距，使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

我国存在的问题与日本以往相同的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如在居民消费总额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例由1981年的61%减少到2005年的26.8%，而城镇居民消费却由1981年的39%增加到2005年的73.2%，也就是说，70%人口的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27%，而另30%的人口占消费总支出的73%。城乡之间收入比由1980年代的2：1增加到现在的3.28：1，如果加上城镇居民的其他福利，实际达6：1。更有与日本所不同的是非垄断行业与垄断企业之间、公务员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的问题。另外不同的是我国还存在相对庞大的低技能的剩余劳动力，还需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我们必须尊重市场经济主体（包括劳动力价格）的议价权，维系市场经济主体平等地位。政策上不能只是“锦上添花”继续拉大收入差距，应该是“雪中送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及公共福利。目前政府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比重30%，最需要的是在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方面有所作为，以此转化为职工的收入增加。再就是政府公共财政开支上向公共福利公共服务方面倾斜，使人们直接减支也就间接达到增收的效果。

以往的财税体制分权改革后，对中央部分惠民政策地方政府也有“中央请客”、“地方埋单”之说，现在的“工资倍增计划”就不能是“政府请客”、“企业埋单”。总之，或许“望梅止渴”还有一定的意义，但千万不要“杀鸡取卵”，最后成为“画饼充饥”。

]]>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328485338 98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328485338 Wed, 2 Apr 2008 20:48:05 +0800 2008-04-02T20:53:45+08:00 <![CDATA[政府改革须释放纳税人权利与公众权力]]>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279309188 政府改革须释放纳税人权利与公众权力
孔善广/文 2008年3月3日

    “两会”召开之际，有关“大部制”等政府机构改革及相关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民生问题将成为热点，而民生问题牵涉到政府的“收钱”与“花钱”，也就牵涉到纳税人权利与公众权力的问题。

    在过去的2007年，全国税收超4.9万亿元，加上非税收入，全国财政收入将达5.2万亿元，比年初的预算报告超收7000亿元。增收超收的钱如何花呢？新的一年里预算有多少收入，国民负担将有多大？这些是收取全体国民的钱，将用于何处呢？看今年的“两会”看是否有所改进。

    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GDP增长速度约为10%，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近20%，连续十多年税收收入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一倍。 2003年，全国财政收入首度突破2万亿元，2004年突破2.5万亿元，2005年突破3万亿元，2006年接近4万亿元，2007年突破5万亿大关。财政收入超速增长，政府几乎每年均作一番解释来说明我国的宏观税负不高，但遭到不少相关人士的回驳。

    事实上，所谓的宏观税负，基本是用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小口径宏观税负及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被称为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往往忽视大口径的宏观税负。所谓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就是政府收入包括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占GDP的比重。以2006年为例，政府财政收入38760.2亿元，预算外收入中仅土地出让价款7676.89亿元，社会保险收入8626亿元，国有企业利润逾9600亿元，合计就达65000亿元，就已经占当年 GDP210871亿元的31%，这还没有算其它预算外收入及相当庞大的罚款、收费、集资等收入（2005年不包括土地出让金的行政事业收费等预算外项目收入就达5500亿元）。如以往农村基层政府就由于出现上级财政转移支付问题导致基层政府财力不足，在向农民征税时附加大量收费，义务教育绝大部分的开支也是由农民负担，造成农民负担严重（后来才有费改税和免征农业税的改革）。根据笔者估算，2006年政府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合计近3万亿元，相当于政府公布的财政收入的80%，这些均来源于国民的负担。

    近两年，政府出台的调高或考虑开征的税项众多，如印花税、资本利得税、资源税、环境税、物业税、燃油税等，并以此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不可否认可以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但是，这些都会转嫁为国民的新增负担，而且，如果政府的所有收入支出不受监督，不建立起真正公共财政体制，就根本不能体现出纳税人权利与公众权力；如果财政支出不向民生倾斜，那么所有税费项目的增加和财政增收只令民众利益受损。

    笔者根据统计年鉴数据计算，从1978年到2004年，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5倍多，但是，仅仅是政府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超过100倍，而对普通老百姓生活影响最大的社会文教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从1992年至2004年却基本不变，只维持在26-28%之间。近年政府的“三公消费”高达7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公车消费3000亿，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各2000亿）就已经广受抨击。而财政用于教育、医疗等国民的公共福利开出占GDP比例比发展中国家还要低得多。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卫生经费只占世界的2%，教育经费只占世界的1%。

    还有一个多年来人们所忽视的问题。连续20年国家财政支出均大于财政收入，近六、七年来每年超支（财政赤字）2000多亿，在2004 年至2006年财政收入每年增收5000亿的基础上仍然如是。另外是超预算收入规模庞大，1998—2003年六年中，每年的实际收入增长率基本上高出预算安排增长率的一倍左右，都在千亿元以上，2007年更高达7000亿元。由于按照我国现行的《预算法》以及《预算法实施条例》，超收收入的安排使用由政府自行决定，只需将执行结果报告全国人大，而不需要事先报批；对超收收入的使用，全国人大可提出要求，但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各财政部门会制定出过分保守的预算。这样一来，每到年底，就出现政府各个部门未经过预算审查程序就将财政超收部分突击花出去的现象。其中一个原因是，本年度的预算或超预算收入不“完成任务”花掉，那么在下一年度的部门预算开支则会被缩减，正是这样的“担心”和超收收入的安排自行决定而导致突击花钱的现象，“防止年底突击花钱”几乎成为每年例行要求，但却是屡禁不止，造成财政支出的失控，不能用于民生所急之处，部门利益侵蚀公众利益。

    一方面是连续多年来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近几年每年财政收入增加3000-10000亿，每年均需要向公众解释；另一方面是每年的实际收入高出预算计划安排，每年超收规模在1000-7000亿；再一方面是连续20年出现财政赤字，近六七年来每年超支2000多亿，所表现出来的是相当的混乱现象。

    而以往每年各级政府向人大会议提交的预算草案也只有大项而没有明细分类，甚至部门和地方政府也不清楚自己得到的财政拨款究竟来自于哪个预算科目，这就是所谓的 “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但却要在短期的人大会议表决，根本难以了解预算的公共性、真实性和合理性，这如何能够监督政府的真实收支？而《预算法》中对违反一部经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法律的规定，却只是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由上级机关给予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仅用在内部“左手”监督“右手”而已，失去了法律的严肃性。以往政府的财政来源中，纳税主体的是国有企业，财政支出以经济建设和政府行政管理为主，与公众的直接利益相关不大，在普通民众心中财政的概念即等于是政府“收钱”与“花钱”，但现在的纳税主体正向个人转移（如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和个人的所得税），而且财政收支更加直接牵涉到公众的利益，社会公众对公开透明的财政收支诉求越来越高。

    今年，财政部推行政府新收支分类体系，将包括“收入分类”、“支出功能分类”、“支出经济分类”三大方面，新的收入分类设类、款、项、目4级，按照收入来源和性质包括税收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财产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等9大类。改革的方向是，将财政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统一纳入政府收入分类体系，全面反映政府收入的来源和规模。支出功能新分类将涵盖除债务支出外的其他所有政府支出，改变财政预算外资金长期游离于政府收支分类体系之外的局面。这是一个进步。但是，《预算法》也应该修改只追究追究行政责任而没有法律责任的条款，更应该增加纳税人权利与公众权力的相关内容，更需要真正能接受公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阳光财政。

    以往国民不断受到的教育是：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多年来“用之于官的比例”却不断增大，民生所急需之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的纳税人多年来似乎只有纳税义务而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公民委托的代表监督政府的税政行为的制度长期缺位，征税者既可以不经过纳税人同意随时以某种名目拿走纳税人的钱，也可以指责纳税人偷税逃税并追究纳税人责任，但用纳税人的钱养活的人却可以长期不公开自己的财产，而各地公务人员使用的超标准超豪华的政府大楼也可以不断拔地而起，中国纳税人税负和痛苦指数在各国中的排位只有继续领先。

    纳税人的权利与公众的权力何时回归，必须是下一步政府改革一个重大问题。

]]>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279309188 18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279309188 Fri, 7 Mar 2008 21:30:09 +0800 2008-03-07T21:30:09+08:00 <![CDATA[体制激变中的个人图谱——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12693945566 体制激变中的个人图谱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的思想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思想意识形态趋向多元化，追求个人成功的价值标准由突出思想政治和集体主义向追求物质和个人主义转变，是从物质短缺、个性压抑的年代走向改革开放的必然历程。但我们也不能矫枉过正，过于追求金钱物质而忽视社会公德，滋长极端个人主义。

孔善广/文

    如果你将眼光投射回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不要说饱受战火燃烧和外族欺凌的风雨飘摇的家国和四崩五裂的国土，仅是那无数受饥寒交迫折磨的国民，也不能不令我们黯然神伤。地大物博的中国，勤劳勇敢的国民，到上世纪依然贫穷落后，无数中国人追求的仅仅是解决满足温饱这最低层次的需求。

    只是到了近几十年，才基本解决了国人的温饱问题，大部分中国人才经历了追求解决满足温饱到追求个性、追求成功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伴随着的是体制的巨大变革、个体约束的不断放松、个人力量的不断释放。反过来，对个体约束的不断放松又进一步促进体制变革的速度，让更多的人获得成功。

改革开放前后的体制约束

    托克维尔说：“18世纪和大革命，像共同的源泉，生成了两股巨流。第一股引导人们追求自由制度，第二股则引导人们追求绝对的权力”。到了20世纪中期，中国被引导进入了第二股巨流之中，成为了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

    如果将时光再回到距今三十年之前的中国，往事不堪回想。的确，那是一个战天斗地的年代；那是充满激情的年代；那是崇尚集体主义观念的年代。然而，那是与世界其它国家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年代，也是提倡“大公无私”的年代，提倡“甘做革命的螺丝钉”的年代。因此，那是个性被压抑的年代，也是不属于个人奋斗成功的年代。

   每个时代的价值观不一样，其所谓成功的评判标准也不一样。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往个人成功的不可或缺条件是家庭出身的政治成分，如果出身不好，成功的希望就几乎渺茫。而且突出的是政治表现作，突出的是国家、集体的利益而不是个体利益，强调的是“大河无水小河干”。

    在农村，农民只有通过招工、考大学或政治表现突出被招干才能获得城市户口，这是农村里个人的最大成功，否则，自己一辈子及后代只能做农民，只能依靠集体和土地生存，再无其它出路。在城市，人们必须衣附于“单位”，离开单位，粮食供应、住房等都没有保证，失去生活的来源，甚至将失去政治地位，更难谈得上个人的成功。

    尽管我们长期宣传我们自己的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其它制度是垂死而腐朽的，但人们还是用脚、甚至是用生命来回答。尘封多年现已解密的资料（广东省档案局近期解密的八万份档案）显示，在1961至1963年的“困难时期”里，有近十六万人由大陆偷渡到香港。有学者的研究表明，1978～1980年有20万人偷渡成功，获得香港居住权。此外1974～1980年每年还有30669人在香港边境被抓获，即大陆偷渡到香港（成功与未成功）的人数每年就有6万人之多。所谓“垂死腐朽”的社会为什么反而产生巨大的吸引力？那是因为多年来我们没有真正提及和理解马克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观点精髓，不认同“小河无水大河干”的自然规律及辩证关系。

    时间进入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刚刚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压抑了人们对多元化生活的追求，导致民众对现有生活的状况日渐不满，才在中国的农村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注入另一股新的源泉，重新唤起人们追求个人美好生活的憧憬。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结束了农民对人民公社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成为独立的生产者，短期内结束了粮食短缺局面，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农民的收入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陆续出现众多的“万元户”（而1978年农村贫困人口达2.5亿人，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才是133.6元）。

    在城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也是公有制一统天下，连理发的、修脚的、开旅馆的等等，都统一在国有或集体的组织里面，僵化的体制压抑着人们。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大量的上山下乡青年回城，城镇的就业压力增大，国家的政策有所放松，才放开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众多的个体和私营企业。1978年，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为15万人，1984年更增加为339万人。农村个体工商业1983年底发展到419.5万户，538万人。随后，乡镇集体企业发展也十分迅猛，一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

    在对内改革的同时，对外贸易也放宽限制，1980年将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及福建省厦门四个地区宣布改制为对外经济特区，1984年进一步开放了上海等 14个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并将环渤海地区、长江、珠江、厦漳泉三角州地区辟为经济开放区，不可逆转地将中国带入世界经济中，与世界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亿的农村劳动力的生活不再依靠农业，无数以往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可以进入生产线、进入服务行业、进入管理阶层，甚至有相当部分人开办自己的企业。在城镇，有近7500万人就业在个体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里，大于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的就业人数。无数国人不再依附于集体或单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成功理想。

个人成功有赖体制变革

    人毕竟是生存在社会之中，人生价值的实现也离不开社会制度的制约，旧有体制的约束并非一下子可以打破，它还会经常困扰着人们，但这仍然阻挡不了人们的追求，而且，整个社会的个体行为同样影响着社会制度的变革。

    被称为揭开中国改革开放序幕的农村土地承包改革，就发生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 18位农民在饥饿的逼迫下偷偷签署了大包干协议，突破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约束，由此“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命运，改写了中国发展的历史”。1978 年，也就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元年载入史册。

    年广九，被称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其本人及“傻子瓜子”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体制变革的一个见证。

    上世纪70年代前，年广九经营的水果摊被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贩卖起板栗又受“投机倒把”清查被判刑。之后操起了炒葵花子在芜湖的剧院门口或走街串巷叫卖“傻子瓜子”的行当，又被说是资本主义道路而被关了二十多天，后来其瓜子生意在政治斗争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和发展着。

    上个世纪70年代末，随着开放个体户创业，解禁乡村家庭工业，私营经济得到了发展。私营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了对雇工剥削问题之争。《人民日报》在1981 年5月29日发表《关于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开辟了“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的专栏讨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雇工算不算剥削？”起因是广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承包鱼塘发展到497亩，雇请固定工5人，临时工1000个工日。最后，有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找到答案，“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而早在1979年底，年广九雇工已经达12人，1984年最高雇工达103人，成为中国雇工人数最多的个体户，有人说年广九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后来邓小平在中顾委会议上，提到傻子瓜子雇工问题时指出：“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时间，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事隔8年之后的1992年邓小平再次提到安徽的傻子瓜子，他说：“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发展”的内容。这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营经济之后，首次在宪法上重新确立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雇工也随之合法化。后来，年广九父子均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当年跟随他的几十个徒弟也都成了百万富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体制约束进一步放松，现在，雇工上百上千上万的私营企业和众多的百万富翁遍地开花。

    当然，充当改革先锋的不止小岗村的18位农民和年广九，还有更多的包括民间人士、国有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官员等人物，在体制变革过程中不断释放自己的个人力量冲破制度约束，并进一步促进体制变革的速度，深深地印记在过去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历史上。体制的逐渐变革形成了多元化的微观经济主体，并获得了较大的经济自由度，出现更多更大的个人致富成功的例子，中国的经济得到举世瞩目的发展。

体制上依然障碍重重

     “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注定了我们是在探索中前行，“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交错推进的体制变革及新旧体制破立并行的存在，也难免导致体制缺陷。

    一是缺乏监督的权力的影响。虽然改革不断缩小政府的管制范围，但毕竟各级政府仍拥有广泛的资源支配权力和行政审批权力，必然造就巨大的寻租空间，影响着人们参与市场和自追求成功的努力。

    胡鞍钢教授通过论证计算，从1994年-1998年，包括各类税收流失性腐败损失、大规模的非法经济导致“黑色收入”、腐败造成大量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流失、行业垄断造成大量的租金损失，仅仅以上四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水平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元-12570亿元之间。

    根据《市场报》的报道，2005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世界银行对85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环境作了系统调查，结果表明，从注册一家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经的审批步骤数，加拿大只需两天，中国内地则需要走过7道关共111天。美国、英国、加拿大的注册审批费用不到其人均年薪的1%，而在中国内地，各种审批费用占据了人均年薪的11%。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指出，政府各有关部门和行政事业性单位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巧立名目、大肆收费罚款，使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不堪重负，大量个体户、微型和中小企业因此而破产倒闭。1994-2004年十年间，770万家个体户消失。

    相关数据表明，中小微型及个体企业吸收就业人员也占80-90%，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人员就业、财富分配及社会发展起到决定作用，它们在缴纳了税费之后，不但难以得到相应的服务，往往还会遭遇意料之外的成本和障碍。大量的中小微型及个体企业破产倒闭，使人们失去更多的创业致富、追求成功的机会。
    本来资本和劳动在创造财富，但创造出的大量财富相当部分却流向权力之中，仅仅是因为其掌握了权力，就可以在参与财富的分配，并占了相当的比例，这本身对资本和劳动都是不公平的。

    第二，起点不公的贫富差距拉大。在封建社会，人们因出身不同就处于不同的社会等级之中，造成的起点不公平。但进入20世纪，这种不公平现象在我国仍然存在，表现最严重的是对待农村居民。如户籍制度所造成的社会隔离，限制了其就业的选择和地位的提升的机会，还严重影响着教育资本的积累。而且，农民的人均收入负担比城镇居民重，国家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比重逐年下降，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医疗保障和其他社会保障，农民能够分享的公共资源逐年减少。另外是在土地征用、“剪刀差”和农村资金向城市倒流等几个方面，城市和城市工业对农村的资源抽汲日益严重。制度是造成对农村居民的起点不公，也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实行“抓大放小”、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战略，没有同步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造成对国家做出贡献的下岗职工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利益受损，意味着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的下沉。还有作为集体企业职工的大量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成为业主的雇工，相应地，他们原来享有的许多集体企业待遇，在改制以后丧失一空。

    相反，掌握着金融、土地资源和相关审批权的公务员等，凭借公共权力在成功致富的起点上远远超越一般百姓。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形成新的起点与过程的不公，也导致机会和结果的不公。

    第三，个人成功的标准越来越趋向于金钱与物质。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的思想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思想意识形态趋向多元化，追求个人成功的价值标准由突出思想政治和集体主义向追求物质和个人主义转变，这是从物质短缺、个性压抑的年代走向改革开放的必然历程。但我们不能矫枉过正，目前出现的人价值观发生扭曲日趋严重、过于追求金钱物质而忽视社会公德、极端个人主义滋长，以权谋私等腐败屡禁不止的现象，会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付出不可估计的代价

    改革与开放以来的社会体制大变革，是不断冲破思想、体制和既得利益的笆篱，不断增加人们自由选择的历史，给中国社会的物质世界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和深刻震荡。但我们仍然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一方面不断面向世界融入现代文明和全球经济之中；另一方面仍陷在旧体制的约束难以舒展。我们既要超越传统思想的禁锢，又要结合现实接受现代观念的洗礼；既要追求个人力量的释放，也要限制人性的丑恶，才能真正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本文发表在《中国社会导刊》2007年8月上]]>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12693945566 10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12693945566 Tue, 26 Feb 2008 21:39:45 +0800 2008-02-26T21:39:45+08:00 <![CDATA[陈志武：重新思考“中国奇迹”]]>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12492838429 陈志武：重新思考“中国奇迹”
来源：经济观察网    作者：李利明

　　仅仅模仿是不够的

　　经济观察报：最近各界讨论最多的有几个话题，一是围绕新《劳动合同法》的争议，二是中国经济正在出现的新一轮国有化，三是在宏观调控中，很多政府机构的行为又退回到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包括对一些竞争性产业的价格上涨进行直接控制。我们希望你能结合自己的调查和思考，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陈志武：改革开放30年，到今天经济成就很大，这是世人所见、世所公认的，中国人的勤劳终于有了成效。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因为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各种问题开始表现出来。也因为过去只顾经济发展而忽视体制改革，忽视对过去30年经济成功背后的真正原因的研究与认识，在今天的具体政策制定上，极容易做一些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比如，重新国进民退，重回强制性行政干预，以各类名义过度征税，强化政府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角色，推出备受争议的新《劳动合同法》，等等。表面看起来这些现象互不相关，但却都是中国式渐进改革的必然结果，如果再继续下去，可能到哪一天经济倒退了，还不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问题中，我们更能理解几年前杨小凯与林毅夫关于“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的争论。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指的是，后发展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而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指的是，正因为后发展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技术、快速发展经济，所以会缺乏改革自己的制度的动力，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

　　几年前，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那时不少人认同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但是，现在，我们的确正在经历杨小凯讲的“后发劣势”。我真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到这一点，以纠正“后发劣势”。

　　经济观察报：那么在你看来，中国过去30年经济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志武：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是中国通过“改革”(市场化、民营化)和“开放”充分利用了后发的“优势”所致。

　　我要强调，仅仅“改革”和“开放”是难以造成这些成就的，因为晚清、民国时期是私有市场经济(所以，那时不需要做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而且也是 “开放”(尽管晚清是被迫 “开放”)，可是那时的“改革开放”没有产生这种经济成功。另外，单凭中国人的勤劳也不足以产生这种经济成就，因为不只是今天的中国人才勤劳，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人也照样勤劳。如果说今天的成功是因为“人多力量大”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也站不住脚，原因是1830年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二，而今天只占五分之一。

　　客观讲，中国经济成就至少包括两个主因：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种发展条件或者说机遇来自于世界，具体讲来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潮流，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后发之所以有“优势”也在于这种“便车”已经存在。如何理解这点呢？

　　首先，我们看到，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时间才增加了一倍。然而，从1880年到2000年，这短短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说，过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两千年人类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这种发展发生在中国之外，在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之前，世界潮流也想把中国卷入，但中国要么拒绝、要么不情愿地介入。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发展？到1880年，工业革命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全面进入新的高潮，特别是从那以后，电气技术、汽车技术、飞机技术、电话技术相继出现，1940年代后又出现电脑和互联网。工业制造技术越来越成熟，而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这些技术的跨国移植变得可行。这些发展使世界人均GDP自1880年后飞速增长。这是中国在1978年甫一实行改革开放即能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这种工业革命背景，就不会有中国目前的成就。

　　经济观察报：你能否举几个例子。

　　陈志武：例子太多了。比如，中石油去年的营业额超过8000亿，利润将近2000亿元人民币，对中国GDP贡献10000亿以上(包括间接贡献)。仔细想一想，中石油对中国GDP的贡献是源自哪里？这10000亿的产出，在100年以前是不可能有的。换句话说，100年前的晚清政府，不管它有多能干，也不可能出现中石油这样的大企业。据我了解，地下钻油技术在1859年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发明，而石油行业真正有规模地发展还是1900年后的事。原因主要有几个。第一，汽车业在1900年之后才开始出现，到了1910、1920年代在美国才有比较快速的发展。如果没有1930年代建设的美国高速公路网络，汽车的普及就不可能。没有汽车的普及，石油的需求就不可能大。第二，飞机是石油业的另一个推动力量，虽然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飞成功是在1903 年，但航空运输的真正兴起是二战以后的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再能干，也不可能出现像中石油这样的大企业。而相比之下，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汽车在全球的普及程度已经非常高，国际海运、空运的规模已经非常大，石油行业规模空前，中国很快就出现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大型能源企业。现在，这三家企业加在一起，对中国GDP的贡献在10%左右。

　　再比如，电力行业等也是19世纪后发展起来的。简单说，中国GDP的80%以上都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

　　经济观察报：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世界发展的大潮流，这一点不会有争议。但是，中国人均GDP从1978年到1998年短短20年间就翻了两倍，这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的。

　　陈志武：这当然是很大的成就，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自豪、庆祝。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其背景。从1880年到1978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三倍多，而在此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只翻了一倍，这等于是中国把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会留给了1978年以后。实际上，从1950年到现在，全球人均GDP翻了两倍，而中国人均GDP从1978年到现在也翻了两倍多。也就是说，全世界人均GDP花了50年才完成的增长，中国只花了30年，中国的速度不是更快吗？表面上，确实是这样。可是，50年前国际秩序和工业技术的发达程度，跟30年以前中国准备改革开放时的情况，是没法比的。

　　比如，个人电脑和微软这类软件企业都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才出现，互联网在1980年代以后出现。这些新技术使生产能力、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只要后发国家愿意模仿，越是后加入发展的国家，其追赶的速度就越快。此外，在过去30年，不仅通讯技术和运输技术使各国的市场范围迅速扩张，而且从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到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到中国的邓小平，这么多国家同时进行市场化改革、自由贸易改革，使市场全球化出现突破性进展，这些都加快了中国的追赶速度，肯定比50年前的日本等亚洲国家的赶超速度更快。

　　不要说中国，就连美国的UPS(联邦快递)公司也一样。UPS是美国最早开展快递业务的物流公司，1909年在西雅图成立，二战之前虽然有一些发展，但规模不大，可是在过去30年，这家公司的规模突飞猛进，去年的销售额是492亿美元。如果没有这一期间的全球化和各国市场化改革，UPS的销售额不可能达到这种规模。

　　从以上情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从技术发展角度讲，晚清时候的中国不可能出现过去30年这种经济增长，民国时期也不可能。第二，从国际秩序变迁角度看，情况也如此。1914年之前，全球贸易体系和世界秩序是以海军实力为基础，你没有海军实力，你就不能发展世际贸易。连当年的跨国公司也要有自己的海军。晚清政府即使想把当时的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也不可能，因为首先要有自己强大的海军。但是二战之后，新的全球秩序是以规则为主体，今天美国的跨国公司要聘请许多律师，而不需要养庞大的军队。这也就是为什么1978年后，在没有强大海军的情况下，中国马上就可以开展国际贸易，迅速变为世界工厂。

　　在讨论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纵向发展上，拿今天的中国跟过去的中国比，这样当然容易看到奇迹。但是，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过去150年的发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横向比较，并考虑到同期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际秩序状况，我们会发现，过去30年的发展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如果靠模仿也能给中国带来奇迹，那恰恰说明西方过去500年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重要性。

　　经济观察报：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了。

　　陈志武：是的，越是往后实施贸易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国家，在增长速度方面就越有优势。到目前，中国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但对科技创新的贡献、对建立并维系世界秩序的贡献却很少，低于五分之一，但这些并没妨碍中国利用别人建立的技术和世界秩序发展自己。不过，正因为模仿也能一夜暴富，往往使大家产生错觉，好像体制改革并不重要。他们没有意识到，模仿对于一个处于发展初期的国家来说的确管用，但自身却很难内生出持续增长的推动力。仅仅模仿是不够的。

　　国有经济须继续改革

　　经济观察报：前些年大家还在强调民营化、“小政府大社会”等理念，但现在似乎朝相反的方向走。

　　陈志武：前些年大家对产权多元化、对国家在经济中的定位的认识很到位，但是，正如刚才讲的，以模仿为主线的“后发优势”实在太强，特别是在 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国有与民营的企业都在增长，于是，一些人开始感到资产由谁所有不重要了，国家相对于社会、相对于私人的界限在哪里也不重要了。我必须强调，如果只是靠模仿、靠出口制造来增长经济，国有企业或许也行，过去这些年的现实表现可能也是如此。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再依赖出口市场带动了，实际上今后的出口市场空间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无限地拓展了，必须靠内需、靠内生的增长动力。民营经济得不到更快发展，将抑制中国内需的增长。在中国经济仍然以国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增长的结果是，国家越来越富，而老百姓没有足够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不仅抑制内需增长，而且扭曲产业结构。

　　经济观察报：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应该通过增加分红的方式，减少国有企业掌握的资源，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观点的？

　　陈志武：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把更多的钱从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这些企业转移到财政部，至少可以限制这些企业在许多相关、不相关行业里盲目扩张，去抢占本来属于民间的收入增长机会。但是，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把国有企业的收入通过分红转移到财政部，财政部怎么花？用什么机制去监督它？只有进一步推进民营化改革，只有让中国公民从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中分享到好处，才能改变目前内需增长不足的局面。

　　经济观察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进行民营化改革，是否行得通？

　　陈志武：为了中国的长久持续发展，这种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实际上，现实压力也要求进一步推进这种改革。

　　第一，由于美国次级按揭贷款问题可能使美国和全球经济出现萧条，这对高度依赖出口市场的中国经济会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为了保证国内的就业和收入增长，必须想办法刺激内需的增长。就像1998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和住房按揭贷款的推出从根本上刺激了中国经济增长、使中国从亚洲金融危机中顺利走出来一样，现在如果加快民营化改革、使中国公民真正分享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好处，必将刺激中国经济的内需，也将进一步带动新的产业高潮。

　　第二，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必须转型，如今是重型制造业太重，服务业太轻。以前苏联为例，在国有计划经济下，苏联经济也曾经增长很快，只是它增长的是制造业和军工，而不是服务业。当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的绝大部分都属于国家、并由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去花费时，他们当然更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国有经济支持的是一种产业结构，民营经济支持的是另一种产业结构。谁可以决定钱怎么花，谁就最终决定产业结构。

　　第三，国有经济分量过高，对法治建设会形成某种威胁。根据对几十个国家的情况做的研究，我发现，一些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它的法治水平就越差。为什么会是这样？民营企业界的人对这一点可能有很强的感受，因为任何行业只要有国有企业介入，那个行业就很难平等竞争，遇有法律纠纷，有关部门甚至会直接跟法院打招呼，要他们注意保护国有资产。

　　《劳动合同法》是“后发劣势”的具体表现

　　经济观察报：当年建立国有经济，主要是基于让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现在如果进一步推进国有资产多元化，今后国家如何为社会提供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呢？

　　陈志武：这中间有很多误区，甚至是误导。首先，我要强调，1950年代将私有财产和私有土地进行全面国有化的时候，我们对老百姓有这样的许诺：你把你的土地和财产都归公，但你今后的工作、生活、医疗、养老、教育等等都由国家包了。这是一种对称的交易。

　　那么，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中国公民是否得到很多福利呢？我们可以看看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 2007年在这三项上的总开支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 (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国有经济比重并不高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不管按绝对数字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市场经济。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的18%，而中国 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在民生上的开支没有理由低于美国。

　　这又回到了“后发劣势”的问题。财政预算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些地方应该多花，有些方面要少花？是不是该把更多的钱从行政开支以及其他浪费性开支中转移到老百姓的福利上，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投入？由于增长来得太容易，所以，我们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对财政预算的制约和监督，在很多方面还付之阙如。公平与公正，只有在相配的权力制约机制下才可能得到保证。

　　经济观察报：你上面提到的这些与《劳动合同法》有什么关系？

　　陈志武：把民生责任推回给民间自己以后，普通大众的生活安全靠什么呢？这就引出来一些问题，“后发劣势”就表现出了。本来，应该通过宪政改革强化国家对民生的责任，但这条路难度较大，所以，就有了新《劳动合同法》这条更容易走的捷径。

　　这部法律的初衷是要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这当然非常好。但是，其中有很多条款是把政府没有尽到的社会保障责任推到企业身上。比如，在与一些参与起草《劳动合同法》的专家讨论中了解到，之所以规定任何人在一个雇用单位工作10年以上即为终身职员，是怕35岁或更年长的人如果被解雇就会再找不到工作，在没有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障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太多的人到中年后没工作，从而变成社会负担。所以，他们规定工作10年以上就不能再被解雇。另外还有，企业与员工签约两次以后就不能再解雇员工，所有劳动关系都必须有劳动合同，超过一年无合同就自然认定雇员为终身雇员，如此等等，初衷都是要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但是，这样做的实际效果有可能适得其反。第一，受害最大的是有技能的工人、中产阶层和大学毕业生，因为农民工流动性很大，10年对他们来说太久，两次签约可能已经正好，而那些真正水平高、有特殊技能的人才又不会在乎有没有铁饭碗，他们到哪里都有人要。对于那些受过大学教育但没有什么特殊技能的人，可能在工作时间快到10年前被解雇。第二，过去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增长这么快，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巨大的便宜劳动力供给，也因为劳动力市场变得越来越自由。而新的《劳动合同法》使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大大增加，将加快全球制造业向其他国家转移，从而导致中国核心竞争优势的丧失，对中国经济产生根本性的冲击。第三，很多用人单位在雇人方面会变得非常谨慎，能少雇人就少雇。所以，今后的整体就业水平会更难上升，特别是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影响会很大。

　　有一点值得一说，那就是，并非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劳动合同法，劳动者的权益就必然受到随便侵犯。在美国，比如我所在的康州，一般的企业都没有劳动合同，雇佣关系是随意的(employmentatwill)，也就是说，雇主在任何时候解雇人都可以。这听起来好像劳动者权益被随意侵犯，但实际情况正相反，因为解雇人是件很严肃的事，虽然你可以随意解雇员工，但你还得考虑到，如果你随便解雇人，其他的雇员是否会有安全感呢？事实上，在我所看到、了解到的美国企业里，没有随意解雇人的，反而是想尽办法把人留住，美国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一步步改进的。反倒是限制性过度的劳动法会阻碍整体就业机会的增长，让更多人没有工作。

　　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因为《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是“后发劣势”的一种具体表现。由于配套制度改革的迟滞，到今天，虽然我们的财政税收占 GDP比重比美国高，虽然我们有这么多国有资产和公有土地，但是却没有到位的社会保障、失业福利、医疗保障、教育福利，到最后就希望通过《劳动合同法》把一些责任推到用人单位身上。立法者可能没想到，转嫁的结果是把中国更多的就业机会往别的国家送。
来源：经济观察报
]]>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12492838429 7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12492838429 Sun, 24 Feb 2008 21:28:38 +0800 2008-02-24T21:28:38+08:00 <![CDATA[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122021680 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

来源: 南方周末2008-02-21
作者:秦晖

　　
　　编者按：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如何解读这个“奇迹”，当下已经成了思想界的顶级课题。

　　“中国奇迹”是突破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桎梏的结果，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于“中国奇迹”。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恢弘历史长剧正在揭幕之际，无疑，我们需要一场关于改革30年的大讨论。总结三十年，反思三十年，甩掉历史包袱，开创改革新局，这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好的纪念，最好的继承，也是我们在历史新关头最重要的使命。

　　为此，本报特刊发秦晖教授的文章，并将陆续刊发这方面的文章，力求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出有启发性的解读和总结，以飨有兴趣于中国道路、中国走向的广大读者，敬请垂注。

　　■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因此，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当时的社会基础空前广大，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
　　
　　■1992年开始第二波改革，邓小平谈到中国改革经验时就认为：现存体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　　
　　
　　■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乎指日可待。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多国人日益自信。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
　　
　　■1992年后的十五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十五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十五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
　　
　　■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的“中国之谜”，即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

　　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增长，东欧 “激进”——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衰退。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她的目标是什么(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而现实就更不必说：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而作相反的证明倒是轻而易举。(参见秦晖：《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4－5页)

　　“剧变”后的中东欧，经互会国家转轨战略各有特点，其中像白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这两个空间与历史都相近的“前苏联”国家，其转轨经济政策的相差之悬殊实难以用“东欧转轨”这个概念来包容：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基本上拒绝市场化，其经济面貌简直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而爱沙尼亚以“面向外资全卖光”方式实行的私有化堪称东欧最激进之一。如果不考虑政治变革而仅从经济上讲，所谓中国与“东欧”转轨政策的差异恐怕远不及东欧内部(如上述的白、爱两国)之差异来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罗斯还是爱沙尼亚，抑或中东欧的任何国家，剧变前后都出现了或长或短的经济衰退。随即它们先后几乎都(除几个发生战乱的国家外)恢复了或强或弱的经济增长，但与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似乎都显逊色。无论有多少水分，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就其增长速度而言，的确是个“奇迹”。于是，如今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评论界，大都认为中东欧人犯了某种错误，而中国人则提供了正面的经验。

　　的确，从事后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东欧国家犯的错误并不难，但既然无论激进还是渐进、搞不搞所谓休克疗法、左派执政还是右派执政，都经历过衰退，整个中东欧从白俄罗斯到爱沙尼亚(更不用说从土库曼斯坦到前东德)都出现过衰退，那么它们与尚未经历过这种衰退的中国之间的比较，就很难以“休克疗法”是否错误之类的说法来解释。　　
　　
　　【上篇】　　

　　双重效率增益与走出“负帕累托”：中国奇迹1978－1989　　
　　
　　“走出‘文革’”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进程，如果按通常的说法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历整整30年。而邓小平曾经有个说法：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从个人角度讲，邓小平这样说有其道理。因为1975、1978这两个年份都是他复出掌舵之年。而从实际历史进程来讲，这个说法也有相当的逻辑根据，因为这两个年份都是摆脱“文革”的标志年：1975年是在毛泽东还在世但已渐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邓小平利用实际主政之机“暗渡陈仓”式地试图摆脱“文革”，但被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政治铁腕所挫败。而1978年在毛去世后，邓小平在人心所向的气候下终于战胜坚持毛泽东路线的“凡是派”，使中国真正摆脱了“文革”。所谓改革在其原初意义上就是摆脱“文革”，因此无论以1975年还是以1978年划线，应当都没有什么问题。 (http://www.cass.net.cn/chinese/y_party/yd/yd_l/yd_l_019.htm，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但是“摆脱‘文革’”并不等于走向市场经济，尤其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强调的是恢复计划秩序，向如今被认为是“苏联模式”而“文革”时期被谴责为“修正主义”的那一套靠拢，而根本与市场化背道而驰。人们应当记得，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很长时间，像温州那样在“文革”的混乱中自发出现的市场化苗头，那时都是被当作“四人帮”统治的恶果而受到严厉谴责并成为“整顿”对象的。

　　而另一方面，“摆脱文革”又决不仅仅是摆脱1966－1976那十年，因为按照薄一波回忆录的叙述，实际上早在1956年否定一长制、实行政工治厂后，“苏联那一套”就在中国吃不开了。改革前中国与苏联虽然都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其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还是颇有区别。在工业方面，这种区别从 1956年中国批判“一长制”开始凸显，到大跃进时代出现与“马钢宪法”(当年中国人对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为代表的工业体制的称呼)对立的“鞍钢宪法”，直到后来长期、全面的“反修”。实际上，“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矛盾，除去纯个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就是“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还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或者说是“鞍钢宪法模式”还是“马钢宪法模式”、只讲“政治经济学”还是多少讲点“计划科学”的区别。

　　众所周知，在苏联，改革前曾长期坚持以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教条倾向。而在中国，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的计划经济倾向。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除了反对 “三自一包”带有一点“反市场”色彩外，其他如反对“消极平衡”、反对“条条专政”、反对“托拉斯化”、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取消所谓“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优化配置的“五小工业”等等，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的。刘少奇、薄一波这些所谓“修正主义者”那时并没有搞市场经济的念头，他们只是想要多一点理性计划经济，少一点大轰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后者是优势是主流。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在改革前的30年里，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东北)有较多理性计划的成分、1962－1964年间又有更弱的“恢复”尝试外，连“八大”到“反右”之间、“四清”到“文革”之间这些一般被认为尚属正常的年月，理性计划亦无力推行。更何况反右、大跃进与“文革”那些年月？(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年，961－982页)

　　这一切造成了中国与东欧改革前体制的不同。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革命的结果，带有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 的特征，但此前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苏联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毋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负责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数理经济学或曰“计划科学”已经是主流；中国的“小而全”、山头经济和“三边工程”与苏联的强调优化分工、规模效应、科学布局……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当然，再“理性”的计划经济，虽然可以做到运筹学与线性规划下投入产出函数的“最优化”，却无法适应每个人千变万化的消费偏好；虽然可以做到静态的“计划均衡”，在极端的“分配经济”中甚至可以消除市场试错过程中难免的过剩与不足交相波动，但却无法拥有动态均衡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创新激励；虽然在实物指标上它可以很有“效率”地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但在以可感知福利为基础的效用增益效率方面却远不如市场经济。而最根本的，正如布哈林当年所说：计划经济“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何止“劳动自由”，在无视个人偏好的情况下 “消费者主权”不复存在，个人成为整体机器上的“螺丝钉”，劳动、消费乃至整个生活以至思想，在逻辑上都有被“计划”的趋势，在这一点上“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胡闹并无本质区别。而这后果远比科尔奈讲的“软预算约束”要严重。(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126页)　　
　　
　　“乔厂长”比“普隆恰托夫经理”能干？　

　　因此，再“科学”的理性计划体制虽可以有效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非理性的命令经济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但迟早也会面临变革。而一旦变革，越 “科学”的计划被放弃所要付出的代价(所谓改革阵痛)就越大。这代价包括“市场均衡”尚未建立，“计划均衡”已被打破；效用增益效率尚未改进，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却下降了；竞争—创新激励尚未形成，强制积累功能已经瓦解。而且，这些代价的大小与“渐进”还是“激进”并无明显关系。从中东欧到前苏联的30个转轨国家尽管在“渐进”与“激进”、左派掌权还是右派掌权等方面千差万别，但转轨初期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经济衰退。而且“渐进”国家付出的代价未必小于“激进”国家。计划经济固有的创新效率差、效用增益低以及“设计”人的行为这种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是再钻“最优化”的牛角尖也无法解决的根本弊病。进入1980年代后，“计划最优化”已出现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减。而西方市场经济却在这时出现了信息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升级和“里根－撒切尔繁荣”。形势迫使苏联人不得不改弦更张。但是，放弃这样严密的“科学计划”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东欧人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误，一个时期的经济滑坡也在所难免——最明显的是：甚至连并没有面临转轨问题的芬兰，仅仅由于她与经互会国家贸易比重很大，也受累于理性计划的废弃，在 1989年后经历了连续数年的经济大滑坡。1991－1994年，芬兰国民生产总值从1220亿美元降至958亿美元，降幅达21.5％。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994　Book　of　the　Year，Chicago：EB　Inc.，p.607； 1997　Book　of　the　Year，p.605.)

　　反观中国，一方面它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经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另一方面中国根本没有享受过 “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中国改革前的“文革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苏东那样从理性计划陷入“无计划无市场”的转型阵痛的问题。“文革”时期中国本来就没什么计划均衡可言，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已经十分低下，强制积累的功能虽不亚于东欧，但“瞎指挥”对这些积累的浪费更甚于东欧。因此“文革”后期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处于“只要不再胡闹，怎么干都比以前好”的状态。事实上我们从林彪事件后披露的所谓“571工程纪要”之类文件可以看出，毛泽东身后出现变革，几乎已是呼之欲出的事。

　　正是这种“改革前的胡闹”为后来的变革创造了“无代价增益”的前提。事实上，以1975年“整顿”开始的前期中国改革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不如说在许多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放弃“鞍钢宪法”而部分恢复“马钢宪法”，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而用“文革话语”说，那就是“修正主义”来了。事实上，改革初期我国国有企业采取的许多改善管理的措施，与苏联后期搞的“谢基诺实验”、“兹洛宾方法”、“列宁格勒经验”、“新波洛茨克方式”等等都可以说异曲同工。甚至那时流行的“大厂文学”，以著名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也与苏联后期的“大厂文学”如《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等如出一辙。两者都提倡专家治厂、“科学”管理，既抵制政工人员的瞎指挥，又完全没有市场营销的概念。

　　但是“停滞时代”的“普隆恰托夫经理”黔驴技穷回天无力，而“走出胡闹”的“乔厂长”却大展宏图开始了“奇迹”，这与其说是后者比前者更能干，毋宁说是后者的前任比前者的前任更糟糕。在“乔厂长”上任的时代，中国无论是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还是建立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都能带来经济绩效的提高，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　　
　　
　　失去的只是锁链：改革前期的公正性增益　　
　　
　　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命令如果对改革的效率增益有影响，那么改革前体制的束缚——保障功能是否协调则有关改革的公平性增益。

　　某些自由主义者也许会认为一切“非自由”的安排都没有正当性，但实际上，人们之所以接受某种束缚性共同体的安排，不尽然是因为强制。如果自由能够交换“安全”，包括广义的安全即社会保障，人们是会权衡的：假如牺牲较少的自由能换来较多的保障，那么这种束缚可以被认为是公平的。如果自由的牺牲与保障的获得程度相当，那么这种体制至少也并不显得太不公平。事实上，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相当多的现代公民的拥护。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的旧体制当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人们也没有权力(通过选票)在这两者间进行权衡和交换。但体制的束缚与保障功能仍成为“不自由”的两面而给人以不同的感觉。一般地说，任何改革前体制都没有实现所谓“共同富裕”的乌托邦，但很多国家这种体制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还是明显的。而走出旧体制的“转轨”过程，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两种意义上的自由”过程：既摆脱了束缚，也失去了保护。

　　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旧体制中受到的束缚与保护程度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受到束缚少而得到保障多的群体会觉得这个体制比较公平，反之会觉得它不公平，并强烈地要求变革。同样对于转轨过程而言，如果某个群体在此过程中摆脱的束缚多于他失去的保障，甚至是只摆脱束缚没有失去保障，他们会拥护改革并认为它是公平的。而如果摆脱的束缚很少而失去的保障更多，他们就会感到不公平了。这两类群体孰众孰寡，就决定了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接受程度，或者说是改革的“公平”程度。

　　与民主福利国家的价值体系相比，改革前旧体制的社会保障在其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本来就较低，尽管旧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这种“理想”的基础是所谓“科学”而非人道，为了合乎科学、因而据说最终也合乎正义的目的而强制人们作出牺牲，是合乎逻辑的。苏联建国初期很有影响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就把“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后为“社会主义积累”时期。他认为发展普遍福利那是到了“社会主义积累”阶段的事，而在此之前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苏维埃的任务是“比资本主义更严厉地‘剥削’农民”来完成原始积累。因此苏联在整个斯大林时代，农民在受到严厉束缚的同时根本没有什么福利可言，甚至不只一次地出现过饿死大量农民的“体制性饥荒”。如果那个时候发生转轨，农民的热情恐怕不会亚于中国式的“改革奇迹”。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演进，而苏联毕竟在“理性计划”的安排下相对有效地利用了牺牲农民利益乃至生命换来的“原始积累”，完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不仅农民人口已是少数，而且苏联工业的积累也已不必依靠“剥削”农民。相反地，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已经出现。当时苏联农业中不仅国营农场比重已经超过集体农庄，而且自1966年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全苏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决议后，集体农庄成员的福利保障水平也与城市国营企业工人大体相当了。于是当市场经济转轨开始时，苏联农民的感受与我国农民在1980年代改革时的感受相差悬殊，而与我国 1990年代国企改革时工人的感受却有类似之处：失去保障的“代价”成为出现严重问题和不公平感的根源。

　　而在一些东欧国家还有更为悬殊的情况：不仅捷克、东德等原来就已工业化的国家没有原始积累问题，像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原来在共产党时代就没有搞集体化，他们的农民一直是私有小农，拥有不亚于我国农民改革后才拥有的种种自由，而当时的体制为了增加意识形态对农民的吸引力，在农民人口比例不大而且工业化水平较高的条件下给他们的小农提供了相当高水平的福利保障。如波兰1972年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1978年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同时还建立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系统(即所谓“农业圈”制度)，而为了争夺对农民的影响力，教会方面也与政府展开“支农竞争”。如1983年教会就建立了 20亿美元的农民援助基金，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这样到了市场经济转轨时，他们的农民就与我国的农民处于完全相反的境况：他们原来就没有多少束缚需要摆脱，而原来受到的高水平保障却有失去的可能。因此毫不奇怪，波兰转轨初期最抵触的阶层就是农民。

　　与这些国家不同乃至几乎相反的是：我国改革前体制的“原始积累”不仅力度大，而且由于缺乏“理性计划”浪费严重，以至尽管从数字上看到改革时我国产值中工业的比重并不低，但它缺少自我积累的能力，一直处于靠“剥削农民”来维持的状态，致使我国农民在旧体制下受到比苏联、东欧更严重的束缚，而基本得不到什么社会保障。一个突出的事实是：除了众所周知的三年大饥荒造成饿殍盈野的惨剧外，农村小规模的非自然原因饿死人现象从统购统销时代一直到1975 年在档案中都时有发现。周其仁先生曾说，改革前我国的工农业都是“国家控制的经济”，真正的区别不在于“全民”还是“集体”，而在于当时的国营企业是“国家控制、国家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而农村人民公社则是“国家控制、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这实际上指的就是农民只受严厉束缚，而几乎得不到国家的什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轨初期对于农民而言几乎是无代价的好事，套用一句老话，他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改革前中国的人口80％以上是农民，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改革前期绝大多数人是受益者。而这一“公正性”又因改革起因于“走出文革”而进一步凸显。

　　走出“负帕累托”：改革前期的社会共识　　
　　
　　经济学上有所谓“帕累托改进”的说法，指那种所有人都受益，只是受益多少而基本无人吃亏的过程。但是这样一种过程的实现在历史上其实很罕见。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种种利益冲突，所以现实的改进通常都是“非帕累托过程”：或者是多数人受益少数人吃亏——一般认为这就是可取的；或者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吃亏——这就不可取。而改变这些过程的“改革”或 “转轨”也就面临两种情况：或者是改变了上述可取的过程，那就成了多数人吃亏的“不公平改革”；或者是改变了上述不可取的过程，那就是多数人受益的“公平改革”。但是无论哪种情况，改革都有人吃亏，因而面临吃亏者的抵抗，或者至少是不合作。也就是说，无论改革总体上“公平”与否，它都很难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换言之，改变一种非帕累托过程的改革，一般都是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定律。

　　但是，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事实上，这样的过程历史上也很罕见，以至于一般经济学著述只有帕累托改进和非帕累托改进的提法，根本没人谈论“负帕累托”的问题。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过程，那么改变这种“人人都吃亏”状态的改革自然就会使人人都得利(尽管有多少之分)。亦即这种改革将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这是不难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在那些年里，中国的“当权派”与“造反派”、社会精英与芸芸众生、知识分子与工农、汉族与少数民族、高干子弟与“狗崽子”、“左派”和“右派”都先后被折腾得够呛，社会在一波波残酷的斗争中也被弄得满目疮痍。古今中外，很少有哪个运动能够这样几乎“得罪了一切人”。无论今天面对改革中的弊端，社会上对“文革”的看法出现多少分歧，一个应当承认的基本事实是：在1975－1978年间，除了“四人帮”等极少的若干人外，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走出文革”——尽管他们对于走向何方可能并无一致意见。因此，当时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的社会基础也空前地广泛，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是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改变负帕累托过程的改革自然就会成为帕累托改进。”

　　然而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虽然体制弊病也很严重，却没有出现“文革”这样的乱世。不仅特权阶层是改革前“非帕累托过程”中的受益者，某些垄断部门乃至受特殊照顾的集团也在集权体制中相对受益。因此他们的转轨也只能是从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走向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很难得到像我们“走出文革” 那样几乎是举国一致的认同。尤其在民主制下，“非帕累托改进”式的转轨充满复杂的讨价还价和艰难的博弈，所谓“休克疗法”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想象。民主国家岂是谁想“休克”就能休克得了的？倒是我们这里的“仇和现象”属于以铁腕手段强行“休克”的典型。——当然，那是下一阶段的事。1978年的帕累托改进是用不着仇和的。　　　　
　　
　　【中篇】　　

　　“降低交易费用”的独特方式：中国奇迹1992－2001
　　
　　改革的“凯歌行进”与矛盾的积累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Laszlo　Csab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China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ed’.Communist　Economie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8：1(1996)，pp.53－65)这确实有相当的道理。改革前中国式命令经济与中东欧理性计划经济相比的极端无效率导致她可以“无代价放弃”和“放弃即受益”(无论是改行理性计划，还是改行市场机制都能得到纯增益)，以及包括绝大多数国民(农民)处在有束缚而无保障的状态，而“文革”的“负帕累托过程”更使改革初期出现了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于是无论在效率还是在公平性方面，改革头十年都相当成功，而且无需付出什么明显的“代价”。

　　从1975年的“整顿”开始，中国在“走出文革”的基础上一方面苏式社会主义(理性计划)有一定程度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因素也随之而兴。在这个时期，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都给经济带来改善，而此两者亦渐由互补而至抵牾。大体而言，1975－1992年经济体制的演变轨迹是：

　　1975－1978年：工农业恢复经济核算，“唯生产力论”兴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基本国策。

　　1978－1984年：以“大包干”形式下自负盈亏的家庭农场复兴为标志，农业首先开始出现市场化趋势。而城市工业进入“乔厂长”时代：强化科层管理与经济核算，追求计划平衡与最优化。但是，“乔厂长”的能耐很快出现局限性，加上这时东欧的匈牙利、南斯拉夫乃至苏联自身都开始出现计划经济的末世特征和改革的尝试，而在当时“反苏反霸”的国际大背景下这种尝试很快在国内得到回应。同时在国门打开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乃至新兴工业化地区与苏联东欧的兴衰对比也刺激了国人。而且，由于改革前我国并未发展起苏东式的“计划科学”与数理经济学，流行的旧式政治经济学除了宣示“政治正确”外的确缺乏学术魅力，甚至连促进“计划理性化”的功能也没有，因而很快在西方经济学传入后显得陈腐不堪。就这样在农村因素、国际因素乃至经济思想因素的综合推动下，市场经济因素很快向城市与工业领域传导。

　　1984－1989年：我国工业出现在国有体制下引进“市场调节”的趋势，即所谓“政企分开”。它包括财政分配上的“利改税”、投资上的“拨改贷”、流通上的“双轨制”与经营上的承包制，乃至发生1988年的价格“闯关”。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出现第二波：乡镇企业兴起，并且很快突破画地为牢的“拾遗补缺三不争”限制，发展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地步，在农村产值中的比重开始超过农业(种植业)，农民也开始由“离土”而“离乡”，“非农化”之潮开始兴起，传统的身份壁垒开始动摇乃至局部坍塌。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改革初期的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双重增益现象开始逐渐淡出，计划与垄断(哪怕是“理性”的)与体现人们个性发展的市场自由趋势日益产生矛盾。乡镇企业摆脱“给国有大企业拾遗补缺”和“不与国企争资源、争市场、争人才”的桎梏就是一个例子；而同时工业承包制导致的“短期行为”、“公鸡下私蛋”、“个人负盈公家负亏”，双轨制下导致的“官倒”，也使改革的公正性开始出现问题。而导致1980年代末的改革危机。直到1992年 “南巡讲话”，改革才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

　　这样，依靠“过去的糟”来凸显“现在的好”这个中国奇迹的第一阶段便落下帷幕。依靠市场化与计划科学化双重增益提高效率、靠走出“负帕累托”实现相对公平的帕累托改进，这样无论在效率还是公平方面似乎都“无代价”的改革，已经近于尾声。　　
　　
　　靠什么降低“交易成本”？　　
　　
　　1992年改革“第二阶段”起步后，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一方面，苏联东欧体制的相继崩溃使得“计划经济”声誉扫地，在我国本来就先天不足的“计划科学化”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为主导机制的可能。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明确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1990一年后建立的体制成功地排除了左右两边的“争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许多利益群体的博弈能力。中国这个“命令经济大家庭”在“父不慈子不孝”的状态下，“是否分家”的争论逐渐淡出，而“如何分家”的争论则被压制，于是用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体制变革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

　　这里应该指出，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各方交易(讨价还价)权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用剥夺一些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降低“费用”(用科斯的话说，就是用自由契约的企业，而不是用奴隶制来降低“交易费用”)。或者说，它是要降低全社会为维持交易体制而付出的总费用，而不仅仅是用压制一部分人的办法为另一些人节省“出价”。但是在我们这里，“交易成本”理论的运用往往变形。

　　不过无论是否合乎原意，在我国既有制度约束下，这样的“降低交易成本”的确是“中国奇迹”在1992年后重新出现，乃至进一步发展的奥秘所在。如前所述，民主转轨的东欧国家尽管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渐进”“激进”情况不一，但是都做不到我们这样的“降低交易成本”。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主导，转轨时期在她们那里常见的景观是：“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征地客。”这种“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从1992年开始的第二波改革，其基本特点有二：其一是改革的帕累托改进色彩不复存在；其二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以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成为“奇迹”的主要原因。

　　这个时期通过几次重要的大会，主流理论已从1980年代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变成“放弃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并轨而基本实现了产品价格的市场化。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名义下，我国的大批企业从承包制到“明晰产权”、“置换身份”，在“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色彩浓厚的背景下完成了“转制”与“重组”。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客观上呈现出如下特点：

　　与民主转轨国家一般都先搞民主私有化、后搞重组“增效”相反，我国一般都在产权改革之前先用国家权力来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实现了“减员增效”，避免了私家老板裁员要克服工会阻挠的尴尬；然后已完成减员的企业才脱去“国有”帽子，恰在这时出台的“就业优先”(只要不继续裁员可以不计较资产卖价)客观上给规避市场经济中正常的公开竞价机制，为“能人”以内定价格“置换”资产创造条件创造了空间。于是想裁的工人都裁了，要送的资产也都送了。如此交替呈现的“科斯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加上仇和式的铁腕，就比许多民主转轨国家更顺利地完成了大批企业的产权改革，而且据说“交易费用”很低。产权改革配合“招商引资”，使投资日益强劲，经济日趋繁荣。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又先行一步：1996－1998年间主要采用管理层购买方式基本完成了“乡镇企业转制”。在多数农村，那些老百姓无法监督，因而也难以公平分配的“公产”已经被不明不白地瓜分完毕，只剩下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法盗窃和隐藏，但却最便于公平分配的土地，却一直保持“公有”而不能落实为农民的财产，而客观为后来提供了以备将来“圈地”之便。同时，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强调财政上中央集权但不集责，出现所谓“财权上收，事责下放”的趋势。一方面上级财政的“汲取能力”迅速扩大，国家得以“锦上添花”强化投资，大城市基础设施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基层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供应出现短缺，尤其以农村为甚，而在维持“事责”的名义下，农民负担却日益加重，以至出现“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这样改革初期农民“失去的只是锁链”的情况明显地逆转，农民成为新一轮发展中主要的受损者。尽管高层注意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下了大决心，通过2003年以后的免税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方兴未艾的“圈地运动”又成为农村紧张的新土壤。

　　这个时期各种金融工具与虚拟经济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国有垄断加上虚拟经济金融工具的有效组合，一方面为大批金融－房地产富豪用“批地加贷款，空手套白狼”方式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国有垄断部门进一步疏离公共职能而凸显其特殊利益，形成“新国有化”与“权贵私有化”左右手联动的“原始积累流水线”。　　
　　
　　【下篇】　　

　　全球化中的“中国竞争力”：2001年以来的中国奇迹　　
　　
　　全球化中的中国奇迹：“资本内逃”与“三顺差”　　
　　
　　1992年以来的第二轮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举世有目共睹。而2001年的两件大事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又一个新阶段：这一年“入世”的成功使中国大踏步地进入全球化过程，而“9·11”事件及随后的全球反恐使西方注意力聚焦于伊斯兰地区，淡化了中美矛盾，促进了双方合作并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两者都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空前的推动作用。

　　新阶段除了延续1992年以来的进程外，还有几个明显特点：第一是经济加速，而且这种加速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有数字为证：“入世”后中国的外贸总额五年呈三倍之增，从2000年的4743亿美元飞速增加到2005年的14221亿美元，2007年更达21738亿美元。而顺差更是出现爆炸式增长：2004年为320亿美元，2005年1019亿，2006年达1775亿，到了2007年更增长到令人目眩的2622亿。不仅绝对值增长越来越快，相对增长率也越来越高：2007年与2001年相比6年增长11.6倍，而最近三年竟增加了8倍还多！(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111/13301925575.shtml　刊中国新闻网报道；《海关总署：2007年我国外贸顺差达2622亿美元》，《上海证券报》2008年1月12日)而流入中国的FDI则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按有的统计口径则仅次于美国)。2007年中国的经济不仅外贸依存度(外贸额与GDP之比)已经很高，外贸顺差率(顺差与外贸总额之比)也已高达 12.1％，而战后时代曾经维持外贸顺差额全球第一时间最长(长达21年)的德国，其顺差率最高的一年也就是这个水平。(1988年为12.7％，见《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　欧洲卷(1750－1993)》，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616页)除了石油输出国之类“天然顺差国”外，在世界主要贸易大国中这种情况很少见。

　　更耐人寻味的是：入世前我国的双顺差总额(贸易顺差与FDI之和)经常高于外汇储备增加额，人们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当时存在严重的“资本外逃”，并为此忧心忡忡。但入世后这些年情况完全倒转：尽管双顺差总额高速增长，但外汇储备的爆炸式增长更厉害，外汇储备增加额反过来显著高于双顺差总额。许多人认为这是国际投机资本(“热钱”)隐蔽地涌入中国的结果，并由此产生了另一种担心。然而，我觉得“热钱”固然有，甚至那些非法聚敛的资本也可能仍在“外逃”——只是资本流入额更大，但是，那些流入的资本未必都是热钱。事实上，“热钱”冷钱都是资本，都寻求赢利最大化，两者并无绝对的界限。如果“热钱”流入后一直不撤走(由于人民币升值与资本涨价两大预期持续存在，这是完全可能的)，也要寻求长期投资可能。而更重要的是，在外资争相涌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提高了进入的门槛，并不是只要并非热钱就都欢迎。于是在国际资本过剩、理想投资场所不足而中国又有下文将述及的诸多引资“优势”的情况下，即便长期投资者也可能“前门进不来进后门”，从而表现为外汇储备增加额中高于双顺差之和的那些“误差和遗漏”项。如果说这也是资本的一种“逃”术，那就不是中国资本 “外逃”，而是外国资本(为躲避他们的工会、福利制度等“民主社会主义”的压力，或者为规避民主制下的“交易成本”)而“内逃”中国了。

　　中国资本“外逃”意味着腐败与非法聚敛，外国热钱流入则意味着金融风险，这两种问题今天无疑仍然存在。但是如果长期投资者也踊跃到了“前门进不来进后门”的程度，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确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投资乐园。这些并非纯投机的资本不是“恶意炒家”，(当然是在“恶意收购”这类语词的意义上。资本进来不是为了搞慈善，即便“善意收购”也是为了赚钱，这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是确实想在中国长期赚钱的。他们如此看好中国，至少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当然是积极现象，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的确有显著成果。而在整个外汇储备增加额与双顺差总额的平衡账上，从入世前大量资本“外逃”造成赤字“遗漏”，到如今更多的资本“内逃”带来反向的巨额黑字“遗漏”，在入世前中国已经存在的“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基础上，入世后又出现了“三顺差”(国际收支总平衡账的“误差与遗漏”项也由负数变成了正数)，这可以说是新阶段的第二个特点。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商品输出，资本项目顺差意味着资本输入，而“误差与遗漏”顺差则意味着前两者比账面反映的更大，尤其是资本输入可能不只像某些年份有的统计口径说的那样“仅次于美国”，而是不亚于美国。于是，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那些“唱衰中国”的人已经输了，而看好中国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当然，这只是在经济增长(或者说GDP增长)这个角度看。　　
　　
　　“共识破裂”：改革争论的激化　

　　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乎指日可待。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多国人日益自信。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两部片子，真可谓给人沧桑之感！

　　随着外向型增量的膨胀，经济的“游戏规则”也继续变革。2001年以来，在“改革”方面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目标，在“开放”方面中国实现了加入WTO的愿望。尽管这个“市场经济”前面还有“社会主义”这个意识形态限制词，但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市场经济也是有限制词(“社会市场经济”、 “福利市场经济”等等)的，而且除了官府的垄断与特权仍然严重外，中国如今对“市场经济”的其他“限制”(公共福利、劳工权利、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发展、环保限制乃至宗教传统的约束等等)绝不比所谓“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多。以至于像张五常先生等人最近称赞“中国比美国更自由”，而李嘉诚先生在疾呼警惕 “民主化造成福利社会”之余似乎并不担心民主的阙如会妨碍市场利好。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虽然有过渡期特殊条款的保护，但这过渡期并不长，中国在全球化中“与国际接轨”的速度应当说是相当快的。

　　无疑，1992年后的十五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十五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十五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 “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然而社会公正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我国如今不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不断升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使得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下的国家更高。我国如今不仅存在着公共品供给的不足，而且还叠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早在改革前的旧体制下，收入高者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而收入低者公共福利就享受得更少，“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这个弊病在如今单向度的市场化改革中不仅没有被克服，反有加剧的趋势。体制缺陷形成的 “扩权容易问责难，卸责容易限权难”，使得“放权让利”的改革变成了“弃责争利”，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却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

　　这一切终于冲破了“不争论”的樊篱，导致了近年来相当尖锐的“改革论争”，这成为新阶段的第三个特点：先是在对“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批评持续多年之后，以“郎咸平旋风”为契机发生了激烈的国企改革争论，接着“医改报告”又引发了以医疗、教育问题为中心的公共品供应改革争论，以及以物权法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改革争论，等等。这些争论把1997年那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主义”之争深化为一系列的“问题”辩论，它们的种种现实利益背景已经穿透意识形态的表象而凸显出来，从而使争论变得相当激烈，以至于有人惊呼“改革共识已经破裂”。显然，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上访潮”持续攀升，“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1992年这轮改革初起时，人们曾试图把体制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当时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如果说在意识形态上“不争论”不失为邓小平的智慧之举，那么在利益矛盾方面不允许博弈，就有极大的风险。
　　
　　“尺蠖效应”与改革的调整　　
　　
　　然而在现有体制下人们如何进行博弈呢？这些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以至民间有“初一十五不一样”之讥。然而似乎怎么调整都不对劲，这就是所谓的“尺蠖效应”：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我们的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了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右手”大动，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换上“左手”，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于是客观上的“尺蠖效应”的进一步突出，成为新阶段的第四个特点。

　　就拿前一阵成为舆论热点的“医疗改革”来说吧，当初说是医疗福利萎缩和“过分市场化”使人看不起病，出路似乎在于加大政府垄断；然而不久就有权威消息披露：中国如今的公费医疗开支竟有80％花在领导干部身上，这样的“福利”，究竟是谁之福，谁之利？增加这样的“公共品”，能改善老百姓的医疗吗？再如：“郎旋风”之后中国开始反对所谓“新自由主义”，一时似乎风向转“左”，没收陕西石油民企、在重化工等基础领域搞排挤民资的“新国有化”、划定国有垄断行业等“大政府”政策纷纷出台，然而与此同时，新一波“股改”却采取了本质上近乎“国有股白送人”的私有化方式，其“右”的程度远远超过“郎旋风”之前的一切国有股减持方案。吴敬琏先生略表批评之意，立即招来一阵骂声。也是，前些年为了国企“圈钱解困”，长期大熊市把高位跟进的广大散户小股民坑得够呛。如果当初听吴先生的，在国企未改革不急于设局圈钱，那样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坑。既然被坑了，在股指已跌去三四成时用现今的股改方式来补偿，也算是补偿了被坑的股民群众。然而那时不补，愣是让股指从2300多点跌到900多点，大部分小股民已经无法承受巨亏，被迫“断腕”退场，只剩下实力雄厚的大庄家等着“抄底”了——这时“国有股白送”的改革才大举出台，客观上给抄底者奉送了3000亿元的净值财富！(《股权分置改革使流通股东财富增3000亿？》，北京普蓝诺财经顾问中心：《每日财经专讯》第1237期，2006年7月20日)真叫来得恰到时候！郎咸平也好，巩献田也好，这时却不吭声了。如此尺蠖般的一收一放，国有资产也送掉了，小股民的私产也亏掉了，只有那些有来头的抄底者两头通吃，既发了“国有化”的财，也发了“私有化”的财，你说这是“左”还是“右”呢？

　　中国的很多调整都表现出这种客观上的“尺蠖效应”：今天强调加快城市化，便大举剥夺农民地权“圈地造城”，但农民进城后却得不到平等待遇；明天强调控制城市化和“复兴农村”，便限制、取消农民迁徙权，但官府依然可以圈他们的地。今天说土地紧缺要“保护耕地”，于是就打击“小产权”，严禁农民卖地，但官府依然想“征”就“征”；明天又说土地宽松可以放手开发，于是官府掀起圈地大潮，但农民土地仍然不许入市……显然，形成这种怪圈的原因就在于那种 “权既不受限，责亦不可问”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政策设计者出于好心，实行起来却往往“扭曲”，跳不出“权家通赢”的圈子。而宪政下的“天平效应” (政策趋左会增加人民福利，趋右则增加人民自由)则很难发生。　　
　　
　　“中国的全球化”与“全球的中国化”　　
　　
　　而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扩大，尤其是中国对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则是新阶段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

　　回想2001年入世时，国内外的议论很多。而主流的议论是两种：一种人说，中国这种体制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竞争，关起门来还凑合，在开放的全球化竞争中肯定要垮下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崩溃论”。这是比较悲观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比较乐观，说全球化会加速中国融入普世价值、接受国际规则。首先是接受市场经济规则，将来还会接受法治、宪政民主等等。这就是“世界改变中国”、开放使中国进步，这当然是国人所希望的，也是世界人民所希望的。

　　应该说这种可能的确存在，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但我觉得，除了上面这两种可能外，其实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还有第三种可能。入世这些年来，中国表现出来的“竞争力”恐怕是连自己都没有想到。贸易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爆炸式的增长，GDP爆炸式的增长，城市化也是爆炸式的增长。全球资本涌入中国，中国生产的商品涌向全球。这和所谓的“中国崩溃”预言无疑是相反的。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全球的影响是双向的。特别是中国这个经济体的庞大，决定了她的影响力很可观。这些年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对中国的影响的确相当大。纵向地看我们在自由与福利两方面的进步也不小。但是同时，中国也正在“和平演变”全世界。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这些年来世界主流的两种主要规则，即自由市场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由于我们今天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场的全球化(而且市场中也主要只是商品与资本在全球流动，劳动的流动性就差得多)，而不是人权的全球化，无论是今天文明世界左派强调的经济社会权利，还是右派强调的个人自由权利，都还远没有成为一种普遍规则。于是，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不仅仍然可以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现在国际上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它主要是强调中国国力的强大会对他人构成威胁。这样的说法无论在事实上还是价值上都是必须驳斥的：一方面中国的国力如今远未强大到足以威胁别人，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有权发展不亚于他人的国力。

　　但是，如果不是讲“国力”变化导致国际冲突，而是讲不同体制之间的优劣互相影响的话，那倒是可以说，尽管改革前我们经常大言要用意识形态理想 “解放全人类”，但那纯属夜郎自大；而今天，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次有了“和平演变”他人的可能，但是这种演变既不是向人家输出“儒家文化”，也不是输出 “社会主义”，当然更不是输出自由主义。而是用一种“低人权”的竞争“优势”使人家也不得不向“既低自由、也低福利”的方向发展。如果说几年前一群讨厌 “自由放任”的左派经济学者提出“北京共识”还并不令人惊奇，那么讨厌“福利国家”的张五常先生最近宣称“天下大势将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就很耐人寻味。而曾经预言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的弗朗西斯·福山如今也出版了新书《出乎意料》，把“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列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七大“意外”之一。可见这种趋势不容小觑。

　　我们现在所有的要素似乎都极有“竞争力”：比如劳动力，印度等国在劳动力充裕而廉价方面不亚于我们，但我们的劳工之逆来顺受全无集体谈判权却是他们不可企及的“优势”。与劳力相反，我们的土地本来非常稀缺，但却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圈地机制，圈占广州附近的大片膏腴比人家圈内华达沙漠还容易。我们环境和资源禀赋不佳，但没有讨厌的公民社会捣乱，要占用它们就免了许多“麻烦”。我们的公共财政在公众福利方面捉襟见肘，而使用“公共财政配套” 来“招商引资”却非常慷慨。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不管社会党还是保守党谁能与我们竞争？而那些“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民主转轨国家就更不可能创造我们这种“奇迹”了。减少“交易成本”以提高“效率”是国外经济学的一大发明，但以剥夺一些人交易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单方面降低“交易成本”的主意却是他们想不出来的。　　
　　
　　“第三种可能”有利于中国人吗？　　
　　
　　自由经济的优势主要在于创新，在于它那源于人的自主状态的创造性。但是如果就单纯劳动过程来讲的话，很难说是不是自由经济最有效率。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福格尔曾证明，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比北方自由经济更有效率。(R.W.Fogel，Time　on　the　Cross：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Little　Brown，1974)经济学家多马也讲过，东欧的二度农奴化在历史上曾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竞争力。(E.D.Domar，The　Causes　of　Slavery　or　Serfdom：a　 Hypothesis.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30(1)，March.1970.)东欧很多国家大概在13、 14世纪农奴制度就已经解体了，但是那个时候普遍是小农。16、17世纪由于商品性农业崛起，很多人发现农奴制大庄园又有了它的活力，因为它比自给自足的小农更能提供商品粮。当然也许自由的大农场也可以，但要让小农自由兼并成大农场那慢死了，不如把他们重新农奴化。而且在二度农奴化过程中这些国家确实一度变得相当有竞争力，包括波兰、俄国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在封闭的状态下，这种命令经济对注重创造性的现代自由经济不可能具有优势，因为“低人权”极大扼杀了人们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但是在全球化、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但又没有人权全球化的背景下，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自由经济的创造可以被缺乏创造性但善于模仿的强权经济比较容易地接过来，再依靠强权的优势把它“高效率”地产出。于是在这样一种游戏中就可能出现：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人权国家。

　　于是至少在经济学领域，这十年来出现的明显变化是：过去那种左派(福利国家或凯恩斯主义者)看好中国而右派(自由竞争论者)看衰中国的状况如今大有改变。由于这些年的经济高增长，尤其是2001年以后经济发展在国际要素的影响下又有了进一步的加速，国际上左右两派经济学现在都在唱中国的赞歌，都想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为他们各自的理论提供证明。于是“左派欣赏这里的低自由，右派欣赏这里的低福利”。有些人高调称之为“北京共识”。其实“共识”可能夸张，同样称赞中国的人其称赞的理由往往是相反的。但无论是否“共识”，他们都喜谈“中国经验”则是事实。

　　遗憾的是：这些经验就像“慈禧餐桌上最远的那道菜”：好看不好吃。中国的这一套，他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谁能学得了？

　　现在外资和中资在交流过程中经常碰到这种现象，比如我们的传媒多次出现这样的标题“中资海外投资遭遇工会陷阱”。(朱晓雪、王嘉徵：《首钢：秘鲁的血色黄昏》，《环球企业家》2004年9月总第102期；盛立中：《学会同工会打交道中企海外扩张遭遇工人运动》，《南风窗》2004年10月18 日)外国人一到中国来就说中国工人多么听话，土地可以随便圈，工人可以随便使，资源环境也可以随便弄，没有国外那些NGO在那里捣乱，整个过程使得中国在全球化中成为一个资本吸纳机器，又成为一个商品输出机器。其外部效应就是：中国的“竞争力”现在大有扫平全球工会、逆转劳资关系、压低百年福利之势：一方面“低人权优势”下的廉价品大输出，一方面“无工会经济”对全球资本的吸纳，他们的工人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可言？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竞争的体制日子就会好过到哪里去。在中国的“优势”下，自由竞争也面临很多问题，以至于连美国这样的国家都在那里重竖贸易壁垒。

　　但是，这样的“优势”对我们国内也造成严重问题，以至于“顺差爆炸”弄得里外不讨好：中国人抱怨西方开动印钞机就卷走了咱们的血汗，西方人抱怨我们的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这个过程虽然造成了GDP和各种经济指标的大提高，但是中国广大的公众从这个过程中到底能获得多少利益，这是值得考虑的。

　　由于目前这种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导致工会萎靡、福利倒退，它受到西方左派的强烈抨击是不难理解的。市场经济中劳资双方的谈判地位首先取决于劳资两个要素的供给状况：劳动过剩、资本稀缺则劳方地位削弱，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则劳方实力增强。其次也取决于政治体制：在民主国家由于劳工人数众多，“多数政治”会使“劳动过剩”时劳方地位也不至于太削弱，而资本过剩时劳方地位却会进一步增强。对于发达国家百年来穷人福利的巨大进步，西方历来有两种解释：左派认为是人民斗争的结果；而自由派认为是市场经济下资本过剩导致的自然趋势。这两种解释其实并不矛盾：发达国家的民主福利体制的确既是劳工民主运动的成果，同时也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后资本过剩、削弱了资本的谈判地位有关。然而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资本出路，面对工会，资本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权”国家。资本外流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所以西方左派要反全球化。

　　然而对于资本流入的中国来说，其效果本应相反：本来在体制下劳工的谈判能力就被人为压缩，如果在市场逻辑中资本相对过剩，劳工的处境还好些—— 外资的进入就有这种功能。如果我们对外资关闭国门，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商品关闭国门，那我国的资本将更稀缺，劳动相对地就更过剩，劳工就更无法讨价还价了。所以中国的“左派”也跟着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实在是不明事理。至于中国给外资“超国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结压制劳工，甚至外商愿意让步而某些官员仍要镇压，那是不民主的结果，是“低人权”的问题，与资本流入与否无关。今天中国固然有官府与外资官商勾结压制劳工之弊，但与内资的官商勾结(如引起关注的“官煤勾结”，更不用说垄断部门以权谋利)之弊难道不是更严重吗？

　　关键的问题在于：发达民主国家支撑劳工权益与福利制度的两大因素在中国都“缺位”：资本相对于劳动既更为稀缺，而真正有博弈功能的工会农会又没有。所以我国如果真的有所谓左派的话，它需要做的不是像西方左派那样在已有民主的前提下希望堵住全球化来维持工农的谈判地位，而是乐见市场全球化但不满足于此，还要通过“人权全球化”，即在人权方面(对于左派来说尤其是社会民主、劳工权利、福利保障等“经济社会权利”)“与国际接轨”，来争取工农的谈判地位。

　　而在这种努力尚未结果时，面对中国的竞争力，国外经济学界出现的一种奇特的现象，就是“左派称赞中国低自由，右派称赞中国低福利”。但我怀疑，这种现象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右派批评中国低自由。现在所谓的人民币升值问题，所谓中国产品安全性问题，只是一种非常边缘化的涉及。大家都知道，实际上真正的症结既不在于汇率，也不在于所谓的安全性问题。最后人们就会发现，实际上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体制上。2001年以后的全球化起了一个作用，就是把中国的国内矛盾稀释到全世界，这里讲的稀释不是消解，因为实际上它并没有消解，但是通过吸纳全世界的资本、向全世界输出商品的模式，提高了我们的就业率，的确有助于中国国内的稳定。但是这种效应实际上是把一百多年以来其他国家形成的劳资关系格局、各个利益集团形成的均衡给打破了，因此他们的问题就多起来，而且左派、右派都没有什么办法。　　
　　
　　对“中国经验”望洋兴叹　　
　　
　　例如，虽然从改革以前我们就喜欢拿印度来比较以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过去印度人其实很看不起中国，甚至在1980年代改革使中国经济加速、真正明显地超过了印度的情况下，很多印度人仍然不以为然。但在近几年的“全球化”中，尽管印度自己的经济也明显加速，并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但许多印度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对中国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羡慕乃至“嫉妒”与焦虑。2004年印度塔塔财团就派人来华，想向中国转移资本，把汽车生产线搬到中国，以躲避他们那里难惹的工会。只因外资争相涌入下我们已经看不上印度，才没谈成。到了2006－2007年，印度左、右派出现了比赛学中国、但却都碰了壁的奇观：先是右派执政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市当局要学中国“经营城市”，声称要“15年赶超上海”，但是第一步的强制拆迁就碰到了力量强大的“刁民”而遭铩羽。然后左派印共(马)执政的西孟加拉邦要学中国搞经济特区，结果一上马又碰到组织能力强大的农民，陷入“农会赶走圈地客”的尴尬。面对“中国经验”，他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只能望洋兴叹，而对我们的学者而言则多了个民主制增加“交易成本”的“恶例”。

　　即便是发达国家，在中国的“竞争力”面前也存在着“左派无法减自由，右派无法降福利”的“困境”，于是一些“英雄”开始冒头：西方的传统政治格局本是左派主张福利国家，右派主张自由放任，一般来讲右派主张小权力政府，左派主张大责任政府。但是最近西方政治中已经开始出现一种“向中国看齐”(当然未必是自觉的)的苗头，开始出现了一些政治家，他们一方面强调政府的权力要扩大，另一方面强调政府的责任要推卸。例如2007年5月法国大选出来的萨科奇，你很难说他是传统的右派还是传统的左派。你讲他是传统右派，他却是主张大(权力)政府的，萨科奇有处置2005年移民骚乱的背景，很多法国人都说他是主张警察治国，主张收缩自由的。但同时他又对法国的福利国家体制深恶痛绝，要削减福利，因此他当然也不是左派。通常在西方政治中，主张削减福利的人都是主张进一步扩大自由的。主张限制自由(至少在经济方面)的人又要求扩大福利。现在出现一个既主张削减自由也主张削减福利的人，这在西方的政治格局中应该说是个新趋势。

　　当然与我们相比，他们还差得远。在法国自由与福利也许真的都太过分了，萨科齐的做法在一定范围内也许是合理的，我并不认为萨科齐的出现就意味着法国已经在走向“中国化”。但这种苗头、或者说这种可能性你不能不看到。而如果法国真的“中国化”我们中国人就会高兴吗？要知道体制上“中国化”与利益上 “亲中国”完全是两回事。今天在国际政治上萨科齐更是与其说“亲中国”不如说亲美。但如前所说，中国体制的诱惑不同于中国国力的“威胁”，体制的影响不同于国际政治的亲疏，当年中苏两大命令经济国家势同水火、毛泽东甚至希望联合美国抗衡苏联就是最好的例子。即便是国际政治上的反华派，就不会羡慕那种自由与福利都“双低”的“优势”吗？就不会想学了这种优势后力量壮大、再更起劲地“反华”吗？当年国人有曰：“师夷长技以制夷”，今天别人就不想“师华长技(如果那也叫‘长技’)以制华”？

　　但统治者再羡慕，只要宪政民主还存在，他们就学不了这一套，而且也不可能一直容忍这种在我们“双低”优势面前的被动状态。这就是“左派称赞中国低自由，右派称赞中国低福利”的现象会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右派批评中国低自由”的原因，但问题当然不在于别人的批评，我们自己能够一直接受这种状态吗？

　　因此在30年后的今天，国人正面临新的选择，改革也面临新的考验。有人说“改革”如今已经成了个“不名誉的词”，这恐怕言过其实，但是那种单一维度的“经济改革”名声的确越来越差。还有人说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其实如前所述，1978年的“共识”植因于“走出负帕累托过程”的背景，这种条件本来就极其稀罕，以后也恐难再有。但是正常的社会必然有利益的多元，古今中外的改革也大都是在争议中实现的。所以“共识”少了、争议多了未必就是灾难，最可怕的是连“共同的底线”也找不到，由于缺乏宪政机制，不同的利益诉求缺乏合理的博弈与互动平台，从而由“权家通赢”导致“赢家通吃”，如果因此造成危机，那过去“节省”的“交易成本”恐怕就会变成需要偿还的“高利贷”了。

　　30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谓之“奇迹”并不过分。然而，看不到成就后面的阴影是不祥的。中国改革仍然雄关漫道、任重道远，而且尤其在过去一直在回避的那些领域需要有真正的突破。　]]>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122021680 0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122021680 Fri, 22 Feb 2008 00:02:01 +0800 2008-02-22T11:59:09+08:00 <![CDATA[土地纠纷为何成为农民维权的焦点]]> http://frank.kong.blog.163.com/blog/static/24522632008119815736 土地纠纷为何成为农民维权的焦点

三农问题之所以解决不了，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农民的权益仍然没有得到充分额的保障

◎孔善广/文
《中国社会导刊》2007.2.上期，总148期P40-41

    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陆学艺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举办的“中国农村发展论坛”发言指出，计划经济时代的思路完全是放在农业问题上的，只要粮食供给没有问题，农业问题就被抛在一边。近几年理论界主要关心的焦点从农民负担转到农民权益上来具有必然性，“三农”问题之所以解决不了，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农民的权益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这是一个高度的概括。

   2003年8月至2004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和国家软科学重大项目课题组，联合对当前我国农民的土地维权抗争进行了专题调研，通过对中央某媒体观众电话声讯长达半年的记录，研究者发现，在6万次 (条)的信息中，“三农”问题居于首位，而其中所涉土地纠纷又为“三农”之首。曾经长期成为农村最大问题的费税矛盾则退居其后，仅占反映问题的1.9%。中央某媒体的两万封观众来信、720名进京上访农民问卷调查、国土资源部等国家各大部委的专项调研数据。课题组同时收集了2004年以来130多起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结果表明，其中87起是因土地引发的冲突。2004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4.69万件，土地案例正在各省市反复上升。

    经过严密分析，课题主持者于建嵘断言：自2002年后，“土地纠纷”已经上升成为农民维权的最大焦点问题。课题组认为，“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对从税费争议到土地纠纷

    事实上，从税费争议到土地维权是有着根本的原因。众所周知的是，实行土地承包后的农村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土地平均分配，而且打破原体制障碍后所提高的产出足可以承受原来的税费负担，因此税费争议和土地维权问题很少出现，直至政府财税体制改革及政绩考核制度转变后出现变化。

    从1985年起国家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1988颁布《关于地方实行财政包干办法的决定》，1992年以后实行“切块包干、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基层政府及其各部门从国家利益体系中分化出地方和部门利益。正如于建嵘教授所说，“由于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各级政府机构臃肿，招聘和临时编制人员过多，行政经费入不敷出，所以当县乡政府的财政收入处于巨大压力时候，向农民摊派加重农民负担就成为必然”。

    到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实施之后的当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状况就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中央的财政收入占总收入达到55.7%，比1978年增加40 个百分点，但中央财政支出只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和以往对比变化不大，仅为30.3%。再之后的1995年到2004年连续十年的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但财政支出平均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29.8%。而地方的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平均为48%，但财政支出却占国家财政总支出平均为 70.2%。整个数字前后变化对比呈反向剪刀状。

    中央也不断有具体的规划和指标下达（如教育达标等），到省一级再层层向下分解，通常是向下各级政府掌握的财源越少，负担也就越重，形成各级地方政府间事权层层下放，而财权却层层上收。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负担2%，省地两级负担11%，县级负担9%，78%的经费要由乡镇这一级来负担，最后实际上就是由占大多数的农民负担。这就是所谓的“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和中央“请客”、地方“埋单”之说，必然加大农民的税费负担，导致税费争议成为突出问题。

    分税制实施后，地方政府在原来财政包干体制下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必然转向另一种的约束激励机制，即如何在分税制后财政收入急剧减少的状况下完成政绩考核指标，�